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今年78岁了，他经常说他打算活到2008年，我希望他能活得比这长得多，我很难对父亲表达出我内心的感情，我很爱他，他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很怕那一天的到来，我的世界将不再完整。
我父亲这一辈子经历曲折坎坷。这在中国很多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中，却是很普通的故事。
父亲出生在山东一个偏僻的小乡镇，虽然祖先可能富裕过，爷爷也读过6年私塾，但到父亲成长的岁月，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爷爷和奶奶靠起早贪黑压面蒸馒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爷爷因为读过四书五经，一直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父亲读书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好在父亲从小好学，老是天没有亮就去城门下一个唯一有灯光的地方念书。他到现在还能背出很多那时在城墙根下背熟的“三字经”，“千字文”。父亲上中学不久，山东就成为日本人占领区，国民政府让沦陷区的中学大学西迁，十二、三岁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起，步行数千里，躲着日本军队的岗哨、巡逻队，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封锁线，来到所谓的“后方流亡中学”，陕西安康中学。父亲在安康中学的几年，完全靠自己维持生活，那时和敌战区不通邮，和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络，偶尔有乡亲路过，只能让他们带封平安信，让父母知道他还活着，一直到日本投降，他才回到老家。
父亲最自豪的是他考上了南开大学，虽然他可能是南开最穷的学生，他穿着乡下土布衣裤，千层底的鞋。而他的同学，其中还有坐黄包车上学的天津资本家的弟子。在南开，他勤工俭学，当夜校老师，写稿子，卖报纸，生活紧张也很快乐。父亲在南开上学和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可惜不长。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改造。三年非人的折磨后，他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不是真的摘了，而是换了顶帽子，叫“摘帽右派”，当时的“摘帽右派” 中除了极少数名人被特许回北京外，全部都遣送原籍或分配到边疆，父亲被发配到大西北。我见过一张1961年父亲刚到西北时的照片，清瘦冷峻，与1953年豪情万丈的毕业照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此后的二十多年，他很少留下照片，偶尔有照片，也绝无笑容，根本无法想像他会有过大学时照片上开怀大笑的样子。
在大西北，父亲作了15年的建筑工人，体力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羞辱，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想像的。他挺过来了，是因为有了我们几个无知无罪的孩子。
父亲刚到西北的时候，他还在机关办公室，机关里每天斗来斗去，大字报、批判会天天有。父亲和另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同事天真地以为，到基层劳动会少一点精神的折磨，就主动要求到基层去。没想到基层的工人更厉害，除了更加无知粗暴的侮辱，还有身体上的伤害和折磨。有个姓古的班长，长得孔武有力，是个文盲，曾经像恶魔一样折磨过父亲。多年以后，父亲提到他，并没有怨恨，只有怜悯，他说古的愚忠并没有得到报答，他所在的单位破产了，他连退休工资也领不到，几个孩子偷抢犯罪，有的入狱，有的流浪，他70多岁，还在拣垃圾度日。
父亲1979年接到右派平反的通知，我还记得那一天父亲破天荒地抽起烟来了。到北京，父亲见到原单位的老领导，一个也经历了无数风霜雪雨的女党委书记，问起一个压在心头多年的问题，当年是什么原因使他被划为右派，他从来没有的到过任何明确的答复。老书记告诉他，当年他们接到上级指令，冶金部的部委是6% 的右派指标，他们不得不找出6%的人划成右派，赶出北京。他们还很有人情味地考虑到父亲单身一人在北京，没有牵挂，所有把他划在了这6%当中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父亲，一个在北京冶金部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曾经是远在山东乡下爷爷奶奶的全部生命的寄托，是一个小县城的骄傲，一夜之间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让多少人伤心断肠的人间悲剧，它的起因竟是如此简单，你能相信吗?什么叫“莫须有”，这就是。
父亲的平反通知辗转了一年多才转到他手里，他去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右派平反的尾声了，风向有些变了，他只拿到200多元的经济补偿，回北京的事也不行了，原因是父亲的家眷不好解决北京户口。和当年离开的理由相似，真正的原因是他在北京没有关系，他是个乡下农民的儿子。老领导还劝他说，你离开北京还好了，文革部里斗得更厉害，没当右派的有的还更惨，好几个被斗得跳楼自杀的。
回到西北，父亲的单位里为父亲举行了平反庆祝会，团组织还象征性地恢复了他的团籍，党委书记讲话说欢迎父亲入党，沉默多年的父亲忍不住讲了几句话，他说决不会要求加入共产党了，当年如果没有申请入党，也不会遭这一场人生劫难。说得党委书记一脸尴尬。我不觉得平反有什么可庆祝的，只是从一个长长的恶梦中醒来了而已，当时有一个电影《牧马人》，就很像是父亲的经历。
父亲一直工作到70岁，到现在还是闲不下来，他退休时是西北的一家冶金公司的总经济师，是全国统计学会和省统计学会的理事，还担任好几家统计学术杂志的编委，发表过统计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有关学术论文上百篇。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相对他艰苦的少年，备受磨难的中年，他的晚年是很幸福的了。我衷心地祝愿他能够健康长寿，让他多享受一下和平安宁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