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刘师培
摘要:刘师培于学敏捷谭思，颇有成就；日常行事则颟顸，遭人贬斥。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实际上是与刘师培的人格特征相适应的。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受益于其智力结构；自我认同感不同一导致他短短一生的多变、剧变；道德意识发展不充分使他叛变了曾狂热支持的革命事业；痴迷国学的信念则可解释其一生中的坚守和不变。
近几年来，运用心态史学理论对社会群体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但对个体心理的探讨则较少。有者，亦多剖析人物的性格。①笔者在研读刘师培的过程中，发现他为人颟顸为学聪敏，多变中又有不变，诸种矛盾集于一身使人困惑。但如果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对其人生进行透视，则可获得对其一生不少令人迷惑之处的较好理解。故此，笔者欲借鉴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对作为社会个体的刘师培的心理进行探讨，以期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刘师培。②在人格发展中，遗传是自然基础，自我意识凸显了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性，道德意识是社会规范内化于个体的核心表现，信念是人格发展的动力。所以下文对刘师培人格心理的剖析亦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 智力结构与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
(一) 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
刘师培具有很高的读书天赋，这种过人之处从小时候就已表现出来。八岁时他已知《易》的变卦方法，日卦一卦。十一二岁时，他一个下午就作了六十多首风仙花绝句，第二天又凑足了一百首。这件事被亲友传诵，称他为“神童”。蔡元培说这个时候的刘师培“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2]叔父也说他“生而歧嶷，髫龀授读，过日成诵，习为诗文，有如宿构，亡友朱君凤仪视为奇童”。[3]只需稍阅刘师培青少年时写就的诗文，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才情的早熟。十八岁时他所作《咏木兰院》中有“木兰已老吾犹*，笑指花枝空自疑”③之句，可见一斑。
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刘师培大放异彩的时代，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藉经史倡排满，博引旁征，影响巨大。如其所撰《辩满洲非中国之臣民》，影响一时，章太炎看后赞不绝口，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选” [7]正因如此，二十出头的刘师培赢得了与章太炎同等的声誉，时人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刘师培被誉为“经学名家”和扬州学派的“殿军”。他一生著述近700万字，并具有“蕴蓄既富，思力又锐”[5]的特点，而其著作时间却不到二十年?选
智力结构是智力活动的基础，从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和所获得的极高声誉来看，其智力远高于一般读书人，可以说拥有天才的智力结构。
(二) 智力结构的成因
刘师培这种天才的智力结构其源主要有二，一是遗传，二是幼小时优越的亲子教育环境，特别是他母亲良好的文化素养对他影响良深。
从遗传来看。刘师培的长辈们都是当地的名儒耆宿，是扬州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氏家族书香传家，数代严立课程，勤于著述，祖孙三代数人共列《清史稿·儒林传》，作为学术世家子弟，刘师培在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家族长辈们心理上的沉淀物和库存在大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其先天智力很高应是书香传家基因优选的结果。叔父说他幼小时“习为诗文，有如宿构”正是这种遗传的反映。
从亲子教育来看。刘师培的母亲是江都学者、小学家李祖望的次女，通经晓义。刘师培的聪颖与她的知识修养有极大的关系。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不同阶层的家庭，由于母亲所用的语言内容和质量不同，直接影响着儿童智力的发展。文化水平高的家庭，由于语言使用准确，词汇丰富，格调高雅，常常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刘师培小的时候，其母便教给他《诗毛传》、郑笺《尔雅》、《说文》。[6]刘师培与其母亲之间这种高层次的文化水平交流是当时的一般家庭所远不能及的，这使他的智力受益非常，也为他国学的博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自我认同感与刘师培的几次重要角色转变
(一) 刘师培的几次重要角色转变
1902年(刘师培18岁)以前，刘师培还是个彻头彻尾走科举道路的传统文人，这一年他参加乡试且成了一名举人，可1903年他已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教育改革者了，甚至在参加会试之前还在《苏报》上发了—篇《留别扬州人士书》，大声呼吁教育改革。此后他锋芒毕露，成为一个激烈的排满革命者，并以其激烈的言辞和暗杀清廷大吏的激越行动既自认又被人认为是“激烈派第一人”。然而，他很快越出了革命者的轨道，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组建“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实际上主持《天义》宣传无政府主义。最让人惊骇的是，他突然改变了不久前还狂热支持的事业——1908年(其时刘师培27岁)，他叛变革命，投奔以铁腕手段对付革命的端方；不久又把光复会秘密起义的机密泄露给端方，使起义未发动就被镇压。可以说，青年期的刘师培出现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导致角色认同的混乱而陷入了不断的自我颠覆中。
(二) 刘师培自我认同感不同一的原因
青年期是人格发展最重要的时期，自我认同感不同一常常导致自我认同危机，即人在自我认同感缺乏时所感到的角色混乱和失望。审视刘师培走过的路，不难发现他角色认同的混乱。
探讨这种情状的原因，笔者认为，青年期以前的家庭教育为青年期的刘师培出现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埋下了伏笔，而当时中国社会多元杂陈的历史情势为其角色认同的混乱提供了可能性。
教育可以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教育不适当，则会变成人格发展的阻力。从爱的教育来看，刘师培被过于娇宠了，乃至就是溺爱。刘师培“体素羸弱”，[7]“癯瘠秀削如不胜衣”，[8]十几岁时肺结核已经比较严重，秋冬间时常咳嗽，有时还咳出血丝。难以想象的是，以刘师培如此虚弱的身体，他不但吸烟，并且烟瘾很大，以至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常被洞穿，有时甚至将烟蒂插入墨盒。[9]其家庭对他的溺爱，由此可窥见一斑。
刘师培是学术世家子弟，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也要求他沿着传统社会的轨道运行，即“学而优则仕”。他自己也是沿着县试、乡试、会试的科考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甚至在与王钟麟、林白水等人接触过而产生“新思维”，又对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已有了相当了解的后的1903年，他仍然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不能忘怀传统道路可能提供给他的锦绣前程。
然而，时代已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政治上:君主专制固然绝对走不下去，清政府却仍在采取变革措施以继续它摇摇欲坠的统治；君主立宪派的力量在国外发展很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积蓄力量试图以另一条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思想文化上，西欧的启蒙思想、进化论、社会学被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传入中国，新型的白话报纸大量涌现，论学与论政二位一体的团体在进行激烈的论战和交锋。对新社会最初的接触不但使刘师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时代的机缘还使他直接跨入了社会变革力量的中心。“差与燕雀群，冀列鹓鹭行。” [10]他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蒋观云、黄节、邓实等人，成为中国当时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年轻的心因新奇而兴奋，思想里春秋大义中的夷夏观念①被击活，传统的价值观则被急速地疏离和背叛。《论留学生之非叛逆》、《黄帝纪元说》、《攘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既有学理又有战斗性的文章相继出世，使刘师培成为当时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风标，文字的激扬和“党人咸尊礼之”，[11]使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07年刘师培到了革命的根据地东京，直面了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幸德秋水。“倒孙风波”这次突发事件，犹如对刘师培的革命热情泼了一瓢冷水，“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狠党人。”[12]与幸德秋水会晤后，他意识里固有的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更是与无政府主义一拍即合，自身遂偏离了革命党人应扮]的角色，成了一个杂糅国学、启蒙学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坐而论道的新式书生。对民族主义的超脱已为他不再排满打下了内在的思想理路，而“端方则日伺党人之隙，欲以离间之，广出财帛，以买侦探”，“汪公权、何震亦从此入于侦探一流”。[13]刘师培最终还是回到了革命前的起点，像父辈们一样走上了幕僚之路。由此可见，社会思潮的杂陈与急剧流变促使刘师培的角色认同产生混乱，表现于外就是他的社会选择不断发生改变。
三、 道德意识与刘师培叛变革命
(一) 刘师培叛变革命
刘师培甫至日本，对孙中山了解无多，便成为倒孙干将，认为“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德为何物”。[17]其对孙中山恨之至切，竟派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打入清廷内部的革命党人程家柽商量(当时刘不知道程是革命党)，想买动杀手取得孙中山的人头。后因程家柽把这令他诧异的消息告诉了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刘师培的阴谋才没有得逞。目的没有达到，刘师培又对程家柽恨恨不已。为泄愤，他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天三郎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程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但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如果说他对孙中山的愤恨还有些当时同盟会内部派系斗争因素的话，那么他投奔端方后，却又充当清廷的间谍卧底于革命党内部，为清廷收集情报积极出力，为消弭革命出谋划策，还凭着与陶成章“关系素深”，[15]而“日与两江督标军官米占元往各船坞查成章行踪，久之不得，无以复端方之命，而以张恭报告于端方，张恭遂被拿问”。[16]这种举动完全就是可恨、可鄙和非卖友求荣可概括的卑劣行径了。
(二) 道德意识与刘师培叛变革命的关系
其一，自律意识与刘的叛变。道德意识的发展对人格的发展具有核心意义，它依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可逾越地从低到高渐次发展，贯穿于人生的始终。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看，刘师培道德意识的发展是不成熟的，这集中体现在他自律意识的淡薄上。自律，是基于个体内心的主动判断。自律意识淡薄意味着个体缺少主断性，通常处于被控制的角色地位。刘师培自律意识淡薄集中表现在他非常惧内和能被其妻及姻弟汪公权怂恿要挟而叛变革命上。按一般的说法，刘师培背叛革命与其妻何震的怂恿有关。①何震是一貌美的悍妇，与刘师培结婚后，她一直扮]着控制者的角色，而刘师培“内惧艳妻”[17]也是出了名的。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在叙及刘师培叛变革命时曾说:“端方遂嘱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舅氏接电后尚在考虑。这时，舅母何震久厌居东，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舅氏是一个疏于事故的人，听她的话，不能坚定立场，权其得失，就贸然返国。”[18]这种说法在尹炎武的《刘师培外传》中可得到旁证。②
其二，强烈的虚荣心与刘的叛变。对刘师培道德意识的评判，主要依据他的行为作出。道德发展中除了“行”以外，还包括“知、情、意”，其中，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对道德意识的渐次提高极为重要。刘师培道德意识水平低、自律意识淡薄是由于他情感、意志的培养没有与智力、知识的发展同步。虚荣心强是他情感和意志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
对于刘师培极强的虚荣心，陶成章深有体会。原来刘师培总是“平日欲运动成章，使为己用，以高其名”，以至他认定“光汉之性务名”。[19]刘师培的叔父给他撰写墓志铭，也道:“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狷急近利。”[20]一语道出刘师培早年盛名的消极影响。陈钟凡撰《刘先生行述》，还是说他“不能忘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遂入于坎陷”。[21]
刘师培虚荣心强，主要是因为他少年天才，从小被人夸赞，几乎没有挫折感。日久天长，遂滋长出“鸿鹄有高志，燕雀安能识”的傲气；即使处境不利，也自谓是“英雄在草泽”。[22]
培养道德意识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格在各个年龄阶段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刘师培自律意识淡薄和极强的虚荣心等因素，决定了刘师培一生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刘师培后来于此也有所自省，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23]对自己早年的举动悔恨不已。
四、 痴迷国学的信念与刘师培的不变
(一) 刘师培的不变
如前所述，刘师培的一生，变者甚多甚剧；不变者，对国学的钟情与痴迷。从以下三个不同的时段，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其一，排满革命时。刘师培早期的政论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好以古书证新义”，[27]即无论论说多么激烈，都总是到国学里去寻根索据，寻求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某些同一性。他著《中国民约精义》，以卢梭《民约论》为标准，钩沉国故，寻出古代中国也有如此观念，便颇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宣传无政府主义时。此时的刘师培虽然认为“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并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25]但他的真实意图不尽如此，他还有着对国粹的深层思考:“中国国粹之存亡，亦视共产无政府主义之实行是否而已。”因为他认为:“共产无政府主义果见施行，则芸芸众生，均脱身人治之外，各适其求无忧生之。舍殚精工作外暇日孔多，而古今书籍复为共有，便于检寻。则研究中国学术者，必较现今为尤众，斯固无待于保存者也。”[26]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刘师培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他认为保存国粹与实行无政府主义可以很好地对接，宣传无政府主义可以更好地保存国粹。③
其三，新文化运动时。时代急遂变化，国粹逐渐被边缘化。1918年，刘师培等欲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遭到新派人物责难。鲁迅就曾对刘师培大加贬抑，辞气尖锐。④这从反面说明刘师培对国学的坚守和执着。直至逝世前，刘师培挂念的，仍是国学的传承与发扬。临逝前，刘师培“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侃)的手里”，并告诉他:“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27]
(二) 痴迷国学的信念与刘师培不变的关系
在人格心理学中，信念是人格发展的动力，是人外在行为的内部动力源泉。之所以说对国学的痴迷是刘师培的信念，是因为笔者通过研读相关资料后发现:先天已打下国学印记、从小又浸淫于此、走出书斋最初结识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国学名家的刘师培对国学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国学也贯穿于他生命过程的始终，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国学对于刘师培而言，既是他的心灵家园，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造成这种情状的原因，笔者认为，这固然与国学特别是国学中的儒学具有的宗教性有关，但刘师培的个体经历与体验对国学形塑为其信念作用更大。下面具体分析之。
首先，它是刘氏家族集体无意识遗传的结果。扬州本来就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刘师培的长辈都是当地的名儒耆宿，作为学术世家子弟，刘师培在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家族长辈们心理上的沉淀物和库存在大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叔父说他幼小时“习为诗文，有如宿构”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遗传的反映。
其次，刘师培的家庭(族)环境对国学内化为他的知识结构乃至思维方式起了推动和强化作用。这可从刘师培所扮]的不同角色来分析。从作为科举考试的主体看。刘师培的父辈在科场虽不辉煌，却也都是熟手。伯父刘寿曾两中副榜，两个叔父一为举人，一为进士，其父也是举人。在此情况下，刘师培在仕途上面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压力。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不能不先“剑华韬尺匣”[28]而刻苦攻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他对国学的钻研。从作为学术传承的中流砥柱看。刘氏家族是江浙学术界的望族，学术的薪火相传使刘家子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特别是其传家之学《左传旧注疏证》的工作几代都没有完成，这不能不使他们产生焦虑；①而刘师培因其聪颖又使长辈把传承家学的注意力更多集中于他，因此他潜在的紧张感可以想见。②刘家学术传承的压力因一些高官的帮助而被强化。著名学者阮元在担任封疆大吏时，曾帮助过刘师培的祖父刘文淇；曾国藩也非常推崇刘师培的伯父刘寿曾的学问，召他入金陵书局校书。刘寿曾死时，曾国藩亲来吊唁并题挽联:“我方驰千里书，为兖兖诸公，当共识眉山文字；君既赉百年志，看英英群季，当续成服氏春秋。”[29]希望刘家早日完成《左传旧注疏证》的工作。名士显宦对刘家学问的推崇和期许，使作为传薪接火主力的刘师培对做好学问更有信心，进而产生青胜于蓝的学术抱负。刘师培在给端方的信函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抱负:“师培淮南下士，束发读书，勉承先业，略窥沿经家法，旁及训诂典章之学。意欲董里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30]此后，他埋首于经传、诸子、校勘、小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最后，国学遭到贬斥和被边缘化的地位使对国学有着家园情结的刘师培更加珍视和维护国学。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宣扬抛弃国粹，这种状况强化了刘师培对国学的钟情和挚爱，使他对国学的认知从一种个人安身立命之根基发展到关乎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文化忧患。“乡邦文献沦亡尽，胜国遗书掇拾多。太息山河今异昔，那堪挥泪问铜驼。”[31]正是他这种文化忧思的写照。但“而今时学轻耆旧”，新派人物又已掌握了话语霸权。因此，刘师培最终在“回首江天倍凄然”[32]的心境中黯然离开人世。
五、 结语
刘师培短暂而富有才情的一生，跳跃性强，既有多变、剧变，又有坚守执着，可谓经历复杂；又因其思其行往往处于社会浪潮的风尖浪口，故颇引人注目。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其评价常为大毁大誉。百年后的今天回视刘师培其人其时之事，仍多有扑朔之感。笔者借鉴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对刘师培的人格心理进行了剖析，并以此来解释他一生中的诸多令人不解或令人惊奇之处，期冀能对人们理解刘师培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