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史学巨匠和四大铁笔史官

“历史”世界最让人搞不清的事情之一：太久远的历史连“史官”甚至资料都没有；同一段历史，各家各派的说法往往不同；尤其难者，有权控制史官的人会涂改历史……但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清代中叶以前的历史还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中国有一批“铁面史官”和一批伟大的史学巨匠。

中国的史学巨匠不在少数，但若要评选头三名，非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莫属。

司马迁，字子长，他的《史记》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计3千余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50多万字。《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的朴素简练、通俗流畅。《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汉书》述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整个西汉(包括王莽政权)230年的史事，全书共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总计为100篇，共80多万字。

北宋名臣司马光负责总编纂的《资治通鉴》，则是我国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翻译成大白话，即是“给治理国事的人当镜子用的史书”的意思，司马光负责编纂《资治通鉴》，历时19年，共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企图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上述三部史学巨著的作者，下篇还会有所补述，本文则着重讲讲他们之外的四大铁笔史官。“铁笔史官”是有一种中国特有的“体制”背景———中国古代有两种朝廷命官是可以和皇帝唱对台戏的，那就是专门向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谏官”，还有就是负责如实记录历史的史官。

中国史官当中最有气节的，当数春秋时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的太史董狐。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将齐太史、晋董狐作为充满天地间正气的伟大人物加以大力褒扬。

两件事情大抵是这样的：齐国权臣崔杼弑了他的国君齐庄公，齐太史公为此事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怒而杀太史公；太史公的弟弟依然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之，而太史公最小的弟弟依然秉笔直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崔杼无可奈何，这事情就被如实记录下来了。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再说晋国有个正直的大臣正卿(宰相)赵盾，经常谏劝昏君晋灵公，晋灵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的族弟赵穿便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是自古以来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令当时的当权者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产生了某种制约作用。

也就是说，史官的道德标准，是大无畏：哪怕你是皇帝老子，你做了错事，照样写入历史，杀了我的头也照样写。当然，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除了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史官制度分不开的。中国古代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史官的任务是如实记载历史，包括帝王的所作所为，而九五之尊的皇帝，当然非常想有一个身后之美名，不想背负一个“篡改历史”的千古骂名，所以对史官也就特别客气；这一点，今人当愧不如。其实，自清代末叶始，真实记载历史就很难了，因为已经没有史官制度了。这一点，令人叹息。但不论如何，中国国学当中，历史一门，是可以傲立于世界的。古人说：“镜子正冠，历史鉴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当总结之，以继承此份珍贵遗产，为今所用。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