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郑观应】兵战不如商战的工商业巨子

科举未中，弃学举业

1858年，是清咸丰八年，农历的戊午年，按照清朝的科举考试例制，这一年是三年一科的大比之年，刚满16岁的郑观应却落榜了。1858年，各地的秀才们都在忙于赶考，企盼着能一考成名，荣华富贵。

这一年，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经历了1200多年，“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是年轻学子们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惟一正道。开春的一天，广州香山县的童生试也揭榜了，参加考试的上千名童生中，只有十多个人考中秀才。刚满16岁的郑观应落榜了。

1842年7月24日，郑观应出生在广州香山县的雍陌墟，这是位于珠江三角洲下游的一个小村子，在村子里郑氏家族是大姓，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当地郑姓的第21代。

长期的中外贸易活动，使得邻近澳门的香山地区得开风气之先，经商成为了许多香山人的职业选择。一些既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了解西方商业制度，又熟悉中国商情的香山商人，进入外国洋行，成为洋行的买办。

当郑观应在家乡香山的第一次科举落榜时，父亲郑文瑞就毅然为他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到上海去当买办。

虚心学习，商道通坦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了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划定租界，开办洋行等等，广东商人也抓住时机，凭借在过去长期的对外贸易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很快就在上海的外国洋行里占据了有利位置。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早年致力科举，曾多次出入澳门，并在上海经商，40岁时又回到故乡，做了个乡村的私塾先生，社会的变化和丰富的阅历促成了他为儿子的选择。在1857年绘制的上海黄浦滩全景图上，所有洋行中宝顺临街的跨度最长，它的右边就是中国海关。1856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这样评价宝顺洋行，“此公司在上海实为首屈一指，其行主亦极负一时之盛名。中外商人，无不与之契洽。”

郑观应进入宝顺洋行学习，勤奋自励，很快就获得了信任。1859年冬，郑观应跟随外国商人去天津考察商务：“在津度岁，大雪漫天，身亦只衣布绵袍，素位而行，耐苦自励。” 第二年，他回到上海，马上就被提拔为管理丝搂和轮船客载事务的主管，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郑观应认识到：“盖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于是，他利用闲暇时间进入上海英华书馆夜课班，学了两年英文。

1872年，上海的太古洋行以36万英镑的资本创办起了太古轮船公司。此时已颇有洋行管理经验的郑观应于1874年2月被聘至该公司，全面负责揽载客货并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成为总买办。

在太古轮船公司期间，郑观应的收入十分丰厚，仅年薪就在7000两白银以上，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年收入总数应该在100万两以上，而此时，一般买办的年收入在1万两至5万两之间，一亩良田的价格只不过6两白银。

从洋行买办到改良主义者

郑观应的精明才干和十多年洋行买办的身份背景，很快赢得了盛宣怀的好感和李鸿章的赏识，开始了从洋行买办到改良主义者的人生转折。

盛宣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幕中的洋务要员，为了兴办洋务，他正在广泛搜罗熟悉洋务的管理人才。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这“内忧”“外困”的双重压力下，李鸿章等地方官僚力主新政，学习西方技术，开办洋务企业，以期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来加强和维护清王朝统治。

郑观应先后被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帮办。为了专心洋务，郑观应毅然在1882年辞去了薪金丰厚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职务。他致力于经营近代企业、把西方的经营管理经验推行到企业管理中，利用招股、专利等手段进行经营和整顿，颇具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