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在中国的真实身份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读完小学课程，并获得奖学金，升入慕尼黑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应征参加一次大战，一度服务于德共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先后三次被捕，经组织营救越狱逃往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定了他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 1929年春，他进入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

他到中国的真实身份，是承担苏联军方情报工作，阴差阳错地扮演了一场“钦差大臣”的悲喜剧。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随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被收回军事指挥权。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教授军事课程。从瑞金到瓦窑堡、保安、延安，他在帮助建立红军大学，以及在军事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编写上，做出很大的贡献。

其间，他刚到中央苏区不久，33岁。在瑞金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女委员会，物色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广东籍女同志，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李德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

1938年，李德与来延安的女演员李丽莲恋爱结婚。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胳臂跌伤，中央同意李德同机返回苏联。李丽莲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

后来这两位女同志都重新建立了家庭，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回到莫斯科后，等待李德的是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1939年12月，负责组织审查的是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德国人。审查依据材料是中共中央陆续送达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在中国写的检讨，并召集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会议。李德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刘亚楼也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李德的校友，曾任中央苏区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亲历过反“围剿”之苦。“你这个军事顾问，到底懂多少军事?你倒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呆过的，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还会什么?你就不嫌给伏龙芝丢人吗?”刘亚楼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气愤。

“什么鸟顾问，在‘独立房子’里逞威风，上了战场竟是草包一个! ”因为带着切肤之痛，刘亚楼的嗓门大了，火也旺了。

会场上的苏联同志听了认为这些不算路线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任弼时马上与周恩来交换意见，由周站起来说，刘亚楼同志发言比较激动，是因为他所在部队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请大家谅解。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有能够及时制止，对造成的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毛泽民发言中指出，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长征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全部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90%，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佛罗林对他摇摇头道：“没那么严重，也不必紧张。 ”

接下来的会议，主持人让苏联和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也都发言，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做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但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他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参加将马、恩德文著作翻译成俄文的工作。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一度从事对战俘的教育改造工作，并荣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迫于政治气候压力，他不情愿地回到东德，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1964年5月，中苏论战期间，他在东德《新德意志报》上向中共发难，并在《地平线》周刊上陆续刊载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1973年结集出版为 《中国纪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李德忽然病逝。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其为“一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