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我知道光在哪里(图)

55岁时出版自传　细说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片漆黑的背景下，一个身影正顺着天梯拾级而上，他的上方，光在指引——这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的新书《我知道光在哪里》的封面。这张从剧照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封面令濮存昕非常满意，因为它正好吻合了这些年来他在艺术上的心态。

一个人能找到一生都愿意追寻的光并不容易，但从很小的时候起，光的影子就已照到了濮存昕的心里。那时候他常去人艺给父亲送饭，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是不准小孩子进去的。他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父亲，他知道，它的尽头就是灯火辉煌的舞台。

对濮存昕的采访是在北影旁的老故事餐吧进行的，一束阳光透过玻璃屋顶，不偏不倚地落在濮存昕的身上，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灯，而“灯”下，55岁的濮存昕在讲述中逐渐“入了戏”。

青涩年代　“濮瘸子”成了知青返城的借口

与很多明星不同，濮存昕一向不喜欢多说自己的私事。《我知道光在哪里》算是他第一次开了口，“站在五十多岁的点上往回想生命的流逝”，说起自己的“那点事儿”。

虽然是人艺演员的孩子，但演员梦曾经离他很远。因为两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他拥有一个被人叫做“濮瘸子”的童年。“那会儿，还没有普及这种病的疫苗，好在儿童医院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我算走运，治了四十天，病情算是给控制住了。我还作为成功案例，上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故事片上映前加演的那种‘新闻简报’。”这是他这辈子在镜头前的第一次露脸。

小儿麻痹症给濮存昕留下一只后脚跟着不了地的缺陷，虽然小学三年级时做了整形手术，脚慢慢能放平了，但“濮瘸子”的外号却给濮存昕的童年造成诸多困扰。“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条腿上，骑自行车也好，跳皮筋也好，还有打篮球、跑步……为了练腿，各种运动都参加。”1969年7月，濮存昕离开北京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名下乡“知青”。他回忆到，在冰天雪地里，他干的活儿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后来混上了“美差”，在种马班里放马，因为“给马洗生殖器、配种”的事迹，他光荣地上过黑板报，还补了生理常识课。

濮存昕坦言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秘密”：为返城，他曾做过一次假。那是1975年底，大批知青开始返城，他也产生了不能一辈子耗在这儿的想法。“那年正搞批林批孔运动，我穿着薄衣裤站在舞台上，很冷，说到一半时我的病腿就麻木了。我坚持演完，满脸流出豆大的汗珠。我记得自己是一条腿蹦着下台的，大家都看在眼里，催促着快上医院。那时我就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机会来了，我可以有条件病退了。” 到医院第三天，他的发烧就好了，腿也恢复了知觉，但他决定“演”下去，他向知青们展示过自己的病腿：“知青一个个目瞪口呆，啊，你的腿怎么是这个样子?!”濮存昕说，1976年，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为病退做戏，“整整一年没有脱棉裤”，还拄了一阵拐，最后终于如愿开到了病退证明。

“这些事，今天提起来，并没有要取巧或讨好的意思。”濮存昕说，对于新书要不要做“个人独白”，他曾经犹豫了很长时间，本想像上一本书《演员濮存昕》那样只做谈艺录，最后在出版社的劝说下，决定还是写下这些青涩年代的个人经历。“因为不写本身也不真实。”他承认，自己的写作确实也有自省和忏悔的意思，“在‘文革’时，我也打过人，红卫兵时还瞎闹过。没有这个机会就说不出口。”

讳谈感情

我的底线是不上“夫妻剧场”

不过，有关自己感情和家庭生活的内容，还是被濮存昕列入“禁区”。他坚守自己多年来形成的“男人底线”：不上“夫妻剧场”，不在电视上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这也许是有关濮存昕的新闻比较“干净”，没有八卦、没有诽闻的原因之一。

“因为进入电视，那些套路让你真不起来。” 濮存昕解释说， “再幸福的夫妻，骨子里也有烦极了的时候。就像我演的话剧《建筑大师》里索尔尼斯对他妻子的态度，最厌烦时，甚至想到让对方去死。”他说，记得当时对台词时，饰演索尔尼斯妻子的B角一直在感叹：这个人太可怕了。“人性真的是很复杂，有太多反的东西。” 濮存昕说，“为什么我们很正常?因为不正常的东西我们都过滤过去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这些经历，这种关系是不结实的。”

也许，来自旁观者的零星印象，比“夫妻剧场”更能客观说明濮存昕的夫妻相处之道。濮存昕的好友孙小宁说：“从濮存昕嘴里挖到的婚姻词汇，过日子的频率绝对大于爱情。他用北京话叫宛萍，前缀一定是‘我媳妇’。”

濮存昕和妻子宛萍之间，曾有一个“谁捞着谁”的说法，这源自于一次两人出去买菜。那时的濮存昕已经出名，一张脸到哪儿都会被认出。卖菜的老太太看了一眼濮存昕，又把目光落在宛萍身上，说了一句非常女人思维的话：“你可捞着了。” 事后两人闲聊，常拿这句话互相斗嘴。想起最初“搞对象”时，两人虽然同属于空政文工团，但苑萍是营级干部，而濮存昕只是个小战士，有人站在宛萍这边想出一句回应的话：“那你还捡着她了呢”。这时，濮存昕就只有笑着让步。

出于同样的原因，濮存昕也不愿在电视上谈论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他说，作为多年好友，倪萍一直想要他上节目，谈谈他父亲是如何教育他的。“但实际上，我对父母的感情里也有很多不是温情的东西。”

濮存昕说，他母亲以前曾经被打成右派，有神经功能症，在家里脾气非常暴躁，年少时，他不免带有抵触，以至于直到现在，他都不能接受母亲对他的抚摸，“一摸我我就会有抵触”。但是，岁月流逝，曾经暴躁的母亲已经成了“一个祥和的老太太”，在她八十大寿时，濮存昕亲手为母亲画了一幅肖像，画上的母亲慈爱地微笑着，这是母亲现在在他心中的形象，他对她充满了深情。他觉得，这种复杂的感情在电视那种公开场合也是无法说清的。

甚至女儿。他坦言，女儿对他也曾有一段时间非常抵触。“初二开始，后来一上大学就好极了。”他说，如果在电视上谈论自己的感情和家庭，“往那啪啪一说，最后终要有一个结论：看，我们多好多幸福呀。这是没法说的。”

职业抉择

我始终是演员而不是领导

作为人艺副院长，濮存昕曾递交过辞呈。他在书中坦言了自己当初的一些想法。他说，他曾希望能为大导林兆华创造更大的艺术空间，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他的遗憾。

“相遇林兆华，我至今也不认为，我是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演员，但是我肯定是最幸运的演员。”濮存昕说，他在林兆华的作品中担任了那么多重要而又有探索性的角色：《哈姆雷特》《建筑大师》《刺客》《白鹿原》还有《大将军寇流兰》……虽然至今为止，林兆华对于新戏剧的探讨还是遭到不少老人的非议，但濮存昕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他的尊敬。他说：“林兆华把我带到一个新的表演空间里了。” 而“表演空间就像一扇扇的门，你老在寻，在推，前面还有更美的门等你打开。你进得越深，越能进到那个自由王国。”

濮存昕坦言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这些年来，人艺“重要的会我参加，不重要的不参加”，“配的车我不要，我的办公室我也不要钥匙。”

“坦白地说，我们为什么持一种本真但犹豫的态度在处理人艺的事情，因为我们还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十年后的样子。而我们前辈为什么十年能做出一个辉煌的样子?因为他们有着特别准的方向。” 濮存昕说，当年人艺有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四巨头，他们在人艺1952年建院时，确立的剧院建设方向，是学习莫斯科艺术剧院，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剧院。“而我们今天在做文化时，有点茫然，这种茫然使得我不敢负责任。”

濮存昕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态是“择善固守，以待来者”。 在人艺行政领导和演员之间，他的选择是：“我更愿意做演员。” 因为“这一行里依旧有我的人生榜样，比如朱旭老师，他那种从里到外的自在，从演艺到生活的自在，是我要修行的功课。”

他说，一年多的写作过程，让他梳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也更清楚地意识到父亲苏民以及人艺的前辈们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宋丹丹提示给我的，他是她的指导老师。她曾对我说，其实你爸也不是最好的演员，你爸说的话我不见得全听，但他让我明白了，一个知识分子是值得尊敬的。”

在濮存昕的眼中，父亲是那种对生活没有要求的人。“我做饭，糊了他都说好吃好吃。到现在，我父母住的还是我妈单位分的58平方米的房子。” 濮存昕说，去年，话剧百年，他拿了一个特殊贡献奖，但包括父亲在内，人艺的不少老前辈都没有得奖。当时他心里有点含糊。“那天我妈问我，评下来了吗?我当着他们俩说，我得了特殊贡献奖。30人堆里的，70那堆里都没有我爸。我爸当时没说话，我妈说太滑稽了。后来吃饭时，又说到这个事，我爸说，嗨，反正我一辈子也不是为这奖而做的。这就过去了。”

“他们没有拿奖，但给人颁奖，都乐呵呵的，这就是一个演员的品质。”濮存昕说，小时候，听见父亲朗朗地在读范仲淹的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时听不懂，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突然间懂了。“我为什么不在书中写点自己的隐私，写点下三滥的事?其实也是因为我想把自己归到父亲和人艺那些有着高级趣味的前辈们那堆人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