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叶公超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崇智，公超系笔名，生于江西九江书香世家。
叶公超五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1926年秋，23岁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废名(冯文炳)和粱遇春，前者大他四岁，后者小他两岁。
他是属于述而不作的绅士派，著述不甚多，但作为教授、刊物编辑，在扶植新人上尽了心力。《新月》后期的新秀钱锺书、余冠英、季羡林、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一批文学生力军突起，多出自清华、北大，有不少是他的桃李。作为西洋文学教授，他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令人特别刮目的是，作为评论家的叶公超，当时他便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他认为：“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他在徐志摩死后，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尽管叶公超对左翼作家无好感，但鲁迅刚故去，他便写了《鲁迅》和《关于非战士的鲁迅》评论鲁迅的历史地位，肯定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称赞鲁迅的文字功力。“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写几部有分量的书，如中国文学史之类，是十分可惜的。”并断言“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惹得胡适十分恼火，斥其“鲁迅生前连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抒一生中四件印象最深的事。最后一章《评论鲁迅》，说想把当年写鲁迅的发在天津《益世报》上万字长文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有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秦贤次)；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季羡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博士”。他的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锺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和杨振宁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是众口一辞：说听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的学生特多。
“最初听叶师的课，真是听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艾山)
他操一口京片子。“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赵捷民)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绝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赵萝蕤)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一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成的字句”。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杨振宁)
“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许渊冲)
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不敢交头接耳，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他不是笑，不是不笑，半眨着眼回答说：“我也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一次钱锺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太淡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他的考试方法很独特，打分很严。“他的评分标准与众不同，多凭平时课堂印象，并不全照试题答案。因此，每逢考试，令人提心吊胆。”(王之珍)
叶公超上课，平时不涉及时事。但一提到，很有煽动性。在谈到日本侵华，国家存亡时，他便说：“日本蠢动一开始，那它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混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订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下去。”(艾山)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叶公超一回到北平，就与常风一道拜访周作人，“代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相机南下，以免为日伪所利用”。(韩石山：《常风先生》)
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与叶公超接触较多。他的散文《年》是得到叶公超的垂青，推荐到《学文》发表的。他对“难道我能够忘记吗”的恩师的评说，与学兄王辛笛的说法颇有异趣。季羡林认为，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个名士的比较中，“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季羡林)
学而优则仕。
“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叶公超暮年回忆时如是说。
1949年他到台湾。先后任“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和“资政”。
“我一辈子脾气大。”叶公超自己说。
“他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脾气上。”上上下下的人都这样说。
陈诚是叶公超的顶头上司，两人互有芥蒂，叶公超对他多有不屑。
国民党拟建“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任主任。饭桌上，叶公超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打哈哈。
某“立委”在质询会上指责叶公超用人不当，质问：“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叶公超平时很烦这一位，知道他有羊癫疯，回答说：“只要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说完还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他做官不喜欢开会。平时会议都让他人去顶，回来汇报。一次蒋介石对屡不赴会的“部长”提出批评，叶公超在台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又用英语说：“他可以枪毙我!”
在“部长”任上，叶公超对副手说：“我一天只看五个文件，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他最反对人事活动中不正之风，“八行书”(介绍信)飞来飞去，但他却为“使馆”内一位侍从多年的主厨认认真真写过一封推荐信。他的工作方法有时别人不理解。外交官考试，他是典试委员，复审时不复考卷。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减一分。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拉大距离，便于取舍。
他为蒋廷黻下飞机拎包。
他为顾维钩下飞机接大衣。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份，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人会案。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审度情势认为“不能再坚持否决立场”，故投了弃权票(蒋介石认为应投反对票)，即被召回“述职”。叶公超行色匆匆，只带一件雨衣，指望“三日即归”。孰料一去不返。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
他晚年缠绵病榻，在绝笔《病中琐记》中不胜喟n2：“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
“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丰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这番话耐人寻味。
他的“恃才傲物”偶尔会卖弄词句，摆出一副傲慢“嘘人”姿态，而致非议，因而得罪了不少人。有次报业酒会上某公问叶：“在今日记者群中，你看哪一个是最出色的?”他思索一会说：“以后我若有一天不做官，我倒想做新闻记者。”鄙视在座人中以名记而自许者。叶公超早年与饶孟侃(子离)友情甚笃。一日两人论英国诗人××，叶公超取出那位诗人的集子，要饶读后再讨论。饶疲倦了掩卷入眠。他大怒，拣一本硬壳书投在对方的头上。两人红脸。
当年在暨大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他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被逐出政坛以后，他的生活趋于平淡。一度被梁实秋拖到台大讲课，不久作罢。渐次一扫他当日的风流倜傥，晚年更显老态龙钟。赋闲后自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
友人向他求画，他喜画竹，在画上的题字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临死前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烟波江上一蓑翁》说：“这个老头就是我。”该画上的题字颇能反映他晚年的心境：“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千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
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他说他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尽管他晚年自己说那只毛公鼎是他捐的，似有自誉之嫌。
太太袁文熹，贵州人，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燕京大学高材生，“校花”。吴宓对她的评价是：“出众超俗之女子：聪慧、理智、坚定、沉静、干练、勇敢，充满自控能力及自信。”她是“诸友亦共誉为近代开明式之贤妻良母”。四十多年，他们聚少离多。只有在外交场合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她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场面。他们的家庭生活不正常，本是“有情人”的结合，结合之后却难言和谐、幸福。
叶公超死后，陈香梅不为尊者讳，在纪念文章中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不过，她认为：“英豪有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是可以自豪的……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
叶公超也许类属“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男子。以致死后纪念他的文章中公然涉及“红粉知己”、“红袖添香”的风流韵事，说到“呼之欲出”的份上，引起叶生前的好友怒目相向，兴师问罪。早年的轶事中有这样一则：在某校教书时，“一女侨生常去请益，其人貌平但性柔。公超喜欢meek (柔顺)女子。该女生有一男友，扬言不恭。公超惧，备借手枪一支自卫。一日偕子离(孟侃)外出试枪，途中有犬狺狺，发一枪而犬毙。犬主索赔，不得不补偿”……
叶公超去世时，夫人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幅挽联：
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系安危轻叙别；
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