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图)
一九三六年萧红在日本
一九三四年的萧红
一九四○年萧红在香港
1935年，萧红与萧军摄于上海
一九三八年萧红与端木蕻良
萧红，上世纪30年代极具才华的女作家，也是鲁迅生前最为关心和扶持的青年作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萧红诞生85周年时给了她这样的评价：“世界上最优秀的当代女作家之一”。
然而，萧红只活了31年，在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传世之作后，她的生命过早凋零了。最近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追忆女作家萧红》，再现了这位女作家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关于她的童年、她的写作、她的情感以及她的死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失爱的童年
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黑龙江呼兰县龙王庙胡同张家大院(今文化路29号)正房东尾南炕上，诞生了一个女孩。女孩的祖母、父亲都满脸的不高兴，一是嫌她是女的；二是认为端午节是忌日，不吉利。内当家范氏给这个小姑娘取名荣华，大号叫张乃莹。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笔名叫“萧红”的女作家。
在张家大院里，萧红最喜欢去的是后花园。在这里，她暂时忘记了祖母用钢针刺她手指的疼痛，忘记了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的叱喝声，忘记了一脸病容的母亲对她的冷淡。每当祖母斥骂祖父与萧红时，一老一少就手拉手逃到后花园去做游戏、栽花、种小白菜，这是萧红孤独寂寞童年的惟一快乐时光。
除了玩，祖父也教萧红念诗，为萧红讲解诗的含意。祖父是萧红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也是在萧红幼小心灵里播下爱的种子的园丁。
进中学后，萧红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古今的小说、杂文和诗。她看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读莎士比亚、歌德、海涅、普希金的作品，和同学们交换着阅读，一起谈论，有时还会争辩，讨论人生的真谛。
萧红不光看书，还不时地写点散文、诗等，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或校刊上，这些作品从生活中来，朴实无华，感情真挚。1930年初夏，学校组织学生到吉林旅游，不久，校刊上刊出一组署名“悄吟”的诗，题为《吉林之游》。要好的同学问萧红，为什么用“悄吟”这个笔名?她说：“悄悄地吟咏嘛。”后来萧红成名后，也常用这个笔名。
这些刊登在黑板报和校刊上的散文和诗，可算是萧红最早的文学作品。
离家出走
快毕业了，萧红突然变得心事重重，喜怒无常，常在夜里独自哭泣，原来家中早已将萧红许配给了汪家少爷汪殿甲，汪是法政大学的学生，但萧红发现他吸食鸦片，心里很厌恶。
1930年夏，初中毕业后的萧红与家庭决裂，她出走了。
萧红自小缺乏爱，因此对爱的渴望相当强烈，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示，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要在别人身上追回童年失去的爱，她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的是，她不知道对方是否具有与她同样的爱的渴求，这就使她在以后的感情世界里连连受到挫伤，而不能自拔。
萧红到北京后，汪殿甲也跟踪而来，并找到了萧红。虽然萧红不喜欢他，但她孤身一人来到异乡，心境的孤独，经济的困顿，极需要一位能慰藉她的人。汪殿甲很会献殷勤，说些动听的话，她终于在他无耻、狡猾的纠缠下降伏了，而且很快有了身孕。
萧红和汪殿甲回到哈尔滨，住进道外东兴顺旅馆，一住就是半年多，两人坐吃山空，欠了旅馆六百多元。汪殿甲见势不妙就想溜。一天，他对萧红说，回家去要点钱来还债。萧红信以为真，让他走了，谁知他一去不复返。旅馆派人盯着萧红，把她当“人质”扣起来，想等她不能偿还债务时，将她卖进妓院，旅馆也不会亏本。
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萧红已感到小生命在蠕动，但她已失去第一次做母亲的喜悦。她害怕，她忧愁，不知该怎么办?走投无路之际，萧红写信向报馆求救，当时《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把信给萧军、方未艾等青年朋友看，大伙都深表同情。他们以记者身份去与旅馆交涉，使老板暂时不敢继续虐待萧红。
萧军自从见了萧红后，就一直想如何救她?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接她出来，结为夫妻，是唯一的办法。但第一步必须为她还债，赎出来才行。对于一个穷作家来说，六百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谈何容易!
正在为难之际，哈尔滨因连日暴雨使松花江决了堤，整个城市成了汪洋大海，萧红被困的旅馆也被大水包围，趁着一片混乱之际，萧红逃离了旅馆。萧军把她送进一家医院，生下一女，因无钱偿还医药费，自己生活又无着落，出院时，萧红只得将婴儿留在了医院。
踏上文学征程
在贫困交加中，萧红与萧军开始了饥寒交迫的蜜月生活。
1932年底，《国际协报》举行新年征文活动，在萧军和朋友们的一致鼓励下，萧红写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为征文，由萧军亲自交给当时在《国际协报》编副刊的方未艾和陈稚虞。《王阿嫂的死》描写勤劳、善良的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方、陈两人研究后，当即决定发表。可以说，萧红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系着中华民族的魂。
从此，萧红便以“悄吟”、“田娣”等笔名发表作品。从1933年8月到12月的《夜哨》文艺周刊上，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作品。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八月天》等。萧红开始踏上了艰难的文学征程。
自1932年到1934年，萧红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大同报·大同俱乐部》等各种刊物上先后发表《幻觉》、《弃儿》、《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两个青蛙》、《八月天》、《哑老人》、《叶子》、《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镀金的学说》、《破落之街》、《出嫁》等作品。特别是与萧军共同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跋涉》之后，更引起文坛的关注。
由于日伪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和镇压加剧，两萧也上了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4年5、6月间，萧红和萧军秘密离开哈尔滨去青岛。
萧红在青岛只待了五个多月，但在她的创作中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她在这里完成了她的成名之作《生死场》。
与鲁迅的友谊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从青岛到上海，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83号找到了住处。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他们迫切地表示希望见到鲁迅。鲁迅收到信后，当天就写了回信。
1934年11月30日，鲁迅约两萧到虹口内山书店会面。萧红急不可待地盼望亲耳听听鲁迅的说话声，那带着绍兴口音的南方话一定挺有趣，他的笑声是不是和最爱她的祖父一样亲切?还有他的模样是不是绍兴师爷的样子?噢，他的右手中指上一定有厚厚的老茧，那是写文章磨出来的……
这两位充满“野气”的东北青年一进内山书店，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等了几分钟，一位脚穿黑色胶鞋，身着黑色长袍，左臂下夹着一个包的长者走进来。萧红和萧军用眼光和他打招呼，鲁迅立即上前说了一句：“您是刘先生罢?”萧军点了点头，鲁迅又说：“您等一等，我和老板说句话就来。”说完就走进内屋去。不一会儿，鲁迅从内屋出来，说：“我们走吧。”
萧红和萧军跟着鲁迅来到附近的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咖啡店，一边饮茶，一边交谈。这时门一声响，许广平带着海婴来了。小海婴见到萧红特别亲热，觉得她像大姐姐，可以一起玩耍嬉闹。许广平看着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这位来自北方的姑娘给许广平留下很好的印象。
两萧把《八月的乡村》手稿交给鲁迅，请鲁迅指导和帮助寻找书店出版。《八月的乡村》是萧军在青岛写完初稿后带到上海来的，萧红用日本制的美浓纸帮他誊清。这种纸只有在内山杂志公司有卖，是萧红把一件旧毛衣当了换来的钱买的。
萧红和萧军开始了在上海的创作。萧红写了《小六》、《过夜》等作品，《小六》通过小六一家被旧势力逼迫多次搬家以致发疯的悲剧，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揭示了劳动人民的辛酸遭遇。萧红把它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推荐给陈望道编辑的《太白》半月刊，很快在1935年3月5日出版的该刊上刊出。与此同时，萧军也一口气写了《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军中》等，经鲁迅的介绍，先后在几个刊物上刊出。
在鲁迅的眼中，萧红只是个大孩子，鲁迅曾多次提醒萧红在上海的环境中不要把自己从北方农村带来的“野气”改掉，不要沾染那种“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的江南才子气”。鲁迅还在写作方法上具体地指导和培养，要她不能脱离生活，不然“将永不会写文章了”。他希望萧红“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萧红读着鲁迅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信，心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又化为创作的冲动，她拿起笔，伏案疾书，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在国难当头的年代生活在沦陷土地上的东北人民；写她栖身于哈尔滨商市街窘迫困苦的境地；写她和萧军“蜜月”中的苦情和离乡前复杂的思绪……
两萧搬到拉都路351号后，房子大了，就想请鲁迅来作客，但鲁迅实在太忙，一直未能如愿。终于在1935年5月2日，鲁迅和许广平带海婴一同去看望萧红和萧军。这天萧红和萧军像往常一样在写作，突然鲁迅全家从天而降，这使他们非常兴奋和欢喜，忙请他们坐下休息聊天，大约一个钟头后，鲁迅邀两萧出去共进午餐。那天吃了些什么，萧红全然不记得了，她只注意鲁迅亲切的话语，爽朗的笑声，吸烟的姿势……这次见面后十几天，萧红完成了长篇回忆散文《商市街》。
萧红没有辜负鲁迅对她的期望，在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创造了瞩目的业绩。《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问世，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很喜欢萧红的作品，当他读到萧红到上海不久创作的《小六》时，就说：“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看了《生死场》后，觉得萧红“描绘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拿到《生死场》书稿后，鲁迅就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它。曾有文学社愿意给她付印，但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在这半年的焦急等待中，萧红不止一次地写信问鲁迅，鲁迅总是耐心地回答她。
等到《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准备出版时，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已出版，都有鲁迅写的序。萧红就写信给鲁迅，说：“他们(叶紫和萧军)的书都有您给写的《序》，我也要!”鲁迅接信后，在1935年11月14日夜里就为《生死场》写了《序言》，第二天即寄给萧红。
《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入侵者抗争的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自1935年12月初版后，重版了不下20次。
鲁迅对萧红并不一味袒护，他一方面肯定她的点滴进步，另一方面对她思想和创作上的弱点，也总是给以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帮助。鲁迅在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短短一句话，既赞扬了萧红在叙事和写景上的长处，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不够生动，流于自然主义的弱点，还须下苦功夫练笔。鲁迅怕萧红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在1935年年11月16日的信中，还特意写清楚：“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
1936年3月，萧红和萧军搬到北四川路底的“永乐里”居住，意图是离鲁迅更近一些。自此，两萧“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他们谈天说地，拉家常，说到好笑的事，鲁迅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那笑声是那么的有感染力，惹得萧红也笑弯了腰。
有的时候，萧红就趴在鲁迅的膝盖上，她觉得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日子。萧红曾经问鲁迅：“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答：“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
有一天，萧红穿了件式样新奇、火红颜色的上衣，下着一条咖啡色格子裙，脚蹬一双短统靴子，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地去鲁迅家，一心指望鲁迅或许广平能对她的服饰大加赞扬。可是许广平忙着家务，鲁迅也无暇注意她的衣服，坐在躺椅上抽着烟。萧红实在忍不住了，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这才把萧红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不大漂亮。”鲁迅怕萧红不高兴，接着又解释：“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接着鲁迅兴致勃勃地谈了衣服的色彩怎样同人体的胖瘦肤色相协调：“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人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鲁迅这番话，把萧红说得五体投地，她很奇怪，鲁迅怎么会知道“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萧红好奇地问。鲁迅回答：“看过书，关于美学的。”可萧红还刨根问底地问：“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鲁迅好像难以对答，干脆沉默。一旁的许广平接过话来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萧红这才似乎得到了满足。
萧红在鲁迅家吃饭时，常常会露一手给大家瞧瞧，什么韭菜合子、合叶饼、特别是做饺子，又快又好。鲁迅对萧红可说是百依百顺，只要萧红提议做什么吃，鲁迅总是同意的。吃过晚饭，萧红经常随鲁迅一家一起去看电影，萧红一点也想不起来，鲁迅对她曾有过任何气恼的表现，总是乐呵呵的。萧红在鲁迅身上得到的不仅是导师的教诲，更是她渴望已久的“母爱”的感觉。
在爱的漩涡中
自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问世后，萧红和萧军成了文坛上瞩目的一对文学夫妇。在人们眼中，他们是多么幸福、和谐、快乐的一对。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萧红心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痛苦，细心的许广平感觉到“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为了解脱苦痛的情绪，萧红常常整天整天地待在鲁迅家中，许广平只得放下手中的家务，陪着她。她和萧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萧红和萧军，一个纤细、一个粗犷；一个多病，一个强壮；一个出手慢，一个坐下就能写。热恋时，双方不会注意互相在性格、爱好、习惯、健康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时间一长，冷静下来后会逐渐发现，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互相忍让，或产生激烈的矛盾，发生种种不愉快的事。碰到两个个性倔强、自尊心很强的人，即使不愿伤害对方，也会使双方陷入痛苦。
萧军对待萧红，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有时朋友来聊天，谈到创作，萧军随口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而朋友则附和地说：“结构却也不坚实!”不管萧军的动机是如何的善良，但萧红听了，气会不打一处来。萧红是被社会承认的女作家，当然名作家写的每一件作品并不一定都是名作，但作为她的丈夫，在别人面前如此评论萧红，这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早年的贫困、漂泊、折磨，使萧红的身体一直很衰弱，面色苍白，时常听见她诉说头痛……对于体弱多病的妻子的心态，粗壮如牛的萧军无法全部理解，往往一个疏忽，惹得萧红不高兴，心里就结下疙瘩。
萧红自己也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萧军认为“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她会感到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1938年，萧红随“西战团”先到西安。萧军在3月11日拿到了去延安的通行证，只身步行渡过黄河，于18日到达延安。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正好丁玲和聂绀弩来到延安，约他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同意了。
在临汾车站送萧红上火车时，萧军在月台上拉住了聂绀弩，对鲁迅介绍给他的这位朋友，萧军一直非常信任，因此他对聂绀弩吐露了心声。萧军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怎么，你们要……”聂绀弩吃惊地问。“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绝不先抛弃她!”
在临汾的分手，两萧心中都很明白，这将是永久的分离。也许失去的东西更觉珍贵，萧军抱着一线希望，于四月初和丁玲、聂绀弩从延安到达西安，想再见萧红一面。当他们一行刚走进一所中学的院子时，“西战团”的一个团员看见丁玲，就喊：“主任回来了!”听到喊声，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从丁玲的房里跑出来，他们以为迎接的是丁玲，没想到旁边却站着风尘仆仆的萧军，两人都愣住了。萧军虽有思想准备，但看到他俩一同从屋子里出来，心中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味。
这时的聂绀弩比任何人都了解萧红、萧军和端木三人之间的关系。他与丁玲到延安去之前，萧红曾向他倾吐过心中苦痛，和与端木的关系。
那天月色朦胧，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的小外套，和聂绀弩行走在正北路上，手中的小竹棍儿随便地敲着路边的电线杆和树。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他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说得很多。最后，萧红说：“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聂绀弩问她什么事?萧红举起手中的小竹棍儿说，这是她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今天，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说。明天，我打算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聂绀弩一口答应。
没过几天，聂绀弩又在马路上碰见萧红，萧红一定要请聂绀弩吃饭。进饭馆后，萧红看着他吃了满满三碗饭后开口了。“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那个小竹棍儿的事……刚才，我已经送给他(端木蕻良)了。”
聂绀弩心中喀噔一愣，似乎想挽回什么，反问道：“那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别的什么吧?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聂绀弩还在提醒萧红。“在要紧的事上我有!”萧红话说得很坚定，但聂绀弩听得出，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现在三人碰头，萧军和端木礼节性地拥抱后，进屋洗脸，萧红也进了屋，站在一边微笑地说：“三郎——我们永远分离罢!”“好。”萧红听到萧军说声“好”字，很快地走了出去。
萧军说：“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据后人披露，当时萧红已有了身孕，是萧军的，所以萧军建议是不是等生了孩子以后再离，如果她不愿要他的孩子，可以由他抚养。可是萧红离心已定，不再接受他的好意，也不愿把孩子给萧军。
多年后，萧军很冷静地分析了他与萧红的分手缘由：“在我们经行的生活历程上，并非尽属康庄大道。正如一般青年男女一样，彼此之间也发生过猜疑，发生过误解，发生过‘外力’的干扰……但是人间的事情终归要有所变化，一旦主观、客观条件有所变化，时间、空间有所变化，共同基础有所变化，相应的人的思想、感情、理想……也必然要导致于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一定规律可寻的，因此对于我们之间的‘诀别’，也就无足稀奇了。”
对于两萧的分手，常有人责备萧红的不是。其实，当时两萧戏剧性地结合，舆论天平的砝码就是倾向萧军的，因为是萧军把危难中的萧红解救出来，一个强者救了一个弱者，一个给予，一个得到，本来就是不平衡的。以后萧红再怎么把全部的爱献给萧军，人们都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两萧分手了，当中插进个“第三者”，舆论肯定是不利于萧红的，这一点使萧红非常伤心，她恨这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
而萧红对端木的感情也是复杂的。端木曾对朋友说，那时“对萧红表示好感的作家有好几个。有一次萧红买了一根手杖回来大家都争着要’，萧红一面告诉大家，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就归谁；一面又悄悄告诉端木藏物之所在。结果当然就给端木‘找’到了。”这件用品就是萧红对聂绀弩说的“小竹棍儿”。
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决定回武汉去。火车快要开了，聂绀弩挤开人群，对萧红大声说：“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这是朋友的肺腑之言，萧红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出来。火车启动了，聂绀弩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向天空，她会心地笑着点头，向朋友们挥手告别，她的视线不断地在人群中搜索着，想寻找那熟悉的身影，可是火车越开越快，人群渐渐变小，萧红的手无力地垂下了……
从此，萧红和萧军各奔东西，再也没见过面。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乘飞机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萧红身体很不好，常常咳嗽、头痛、失眠，但她还是勤奋地写作，把带来未完成的《呼兰河传》脱稿后，又开始创作以“九·一八”事变后祖国半壁山河沦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马伯乐》。
萧红1939年在重庆时已开始构思《马伯乐》，1940年到香港后动笔，小说上半部于1941年1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初版，封面是萧红亲自设计的，之后多次再版。同年，香港《时代批评》开始连载《马伯乐》下半部，直到1941年秋第九章结束时，萧红因病重而辍笔。
1942年1月12日，萧红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医生会诊后，次日萧红被送进手术室……这次手术加速了萧红的死亡——她被不负责任的医生李某误断为喉瘤，喉管开刀，致使病情剧转，痛苦万分。
这天黄昏，萧红靠在病床上，端木蕻良和好友骆宾基陪在床侧，萧红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凡事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不是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萧红继续说：“我未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
1942年1月18日，萧红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19日夜12时，萧红用手势对骆宾基表示要笔，她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萧红最后的呐喊，她不愿死，她还有很多作品要写。
21日早晨，萧红和端木、骆宾基说话的时候，脸色红润，而且吃了半个牛肉罐头，她喉头的铜管被痰堵塞因而发出嘶哑的声音：“我完全好了，从来没有吃得这样多。”
22日黎明，当骆宾基再次来到玛丽医院，发现门口已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上楼一看，萧红已经不在了。几经辗转找到端木，才知道萧红被转移到一家临时病院，已告病危，眼下还缺少一笔丧葬费。骆宾基向人借了二十元钱，交给端木。不料两人在去医院的路上又碰到“乱仔”，连钱带身上的衣服全被抢走了。
上午9时，当骆宾基和端木终于赶到这所临时病院时，只见萧红身上盖着毛毯，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披散地垂在枕后，脸色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11时，萧红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