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的最后岁月

1977年5月14日的《光明日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章乃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章乃器先生在1957年以前为人民做过好事。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右派分子。1975年4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章乃器先生表示承认错误，愿意检查错误，吸取教训。

章乃器先生的追悼会于1977年5月3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章乃器原名章挺，因《老子》的“涎值以为器”一语而改名。他于1897年3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一个破落的乡绅人家。15岁时，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他心怀救国之志，远赴南京，参加革命政府创办的飞行营学习飞行。后因身体不支，一年后就退伍回乡养病。1919年，他到了北京，在通州京兆农工银行任职襄理，由于在金融行业突出的表现，第二年就转入中美实业公司任会计主任。1927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尔后又主持创立国内首家中国证信所，并自任董事长。同时，他关心教育，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为教授，并出版了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次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为该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22日，因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六位民主斗士一起被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后赴重庆任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章乃器一直热心民主事业，一直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做着努力，出于共同的目标和志向，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1945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民建第一届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后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在文革期间饱受冲击。所幸的是，章乃器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善于调整心态，在周恩来总理的暗中保护下，活了下来，最终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在1975年4月得以平反。

“大右派头子”

章乃器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就起因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的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主席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党整风，并要求各位民主人士要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各种言论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章乃器认为自己作为党外人士中的首任粮食部部长，又是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常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当然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帮助党整风。此后，他参加了三次由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积极发表意见、建议，对党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

后来批判章乃器“右派”，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一篇他于1957年6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的文章。为读者更好地了解历史，特摘录如下：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这样一篇文章，如果放在“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发表，可能作为与时俱进的先进典型予以表彰，但是在“左”的思想泛滥成灾的岁月里，无疑是一枚具有相当份量的炸弹，其引火自焚的后果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要抽筋剥皮’”等。尤其是那个关于“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讲话，是他两次致函毛泽东主席，对某些党员干部搞宗派主义的一些反对意见。他认为，当前的一些党员干部工作有很大的片面性，往往是“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而不是大公无私……”这对党和国家的建设极为不利。

在“左”的思潮不断上升中，章乃器最终被戴上了全国“大右派头子”的帽子。作为“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此后的日子愈加难熬，发言本意被歪曲，他几乎天天受到批判。尽管后来章乃器写出了3万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表示自己的态度：“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然而被“极左”情绪蒙蔽双眼的人们仍然将他的一言一行作为“大毒草”来批判。

惨遭迫害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了中华大地，章乃器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自然是以“代表人物”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迫害。8月24日，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城区灯草胡同一家四合院。他们翻箱倒柜，把大量的书画、文稿、古董抄走、烧毁、打碎，基本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事后，押着章乃器去“吉祥戏院”，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斗争大会”。

一群红卫兵对着章乃器大声训斥：“老右派，你的民愤极大，要老老实实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才是你的唯一出路。”小小年纪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训斥了一通，之后扬长而去。留下了莫名惊诧的受训者，章乃器在无限委屈中自言：“我章乃器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全没有我的份，可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不参与，这‘民愤’二字从哪里说起!……”

时间一天天过去，章乃器周围的人也一个个地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唯有他在坚强意志的支撑下硬挺了过来。一次他因伤重而昏死过去。恰在此时，一位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但当他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拒绝。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但他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自“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面对这种极“左”狂热下令人发指的暴行，章乃器对付的方法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他说：“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或死得其所。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此时此地，我是没有死的理由的。我可以镇静对待。”“其次，是因为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就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章乃器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在他向家人口述的一份遗嘱中说道：“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敌于天下的，我愿竭诚拥护它，推行它，虽死无悔……党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整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我愿发扬光大它，虽死无憾……毛主席说：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这句话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着它，实行它……请红卫兵把我这些话转达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

身陷囹圄之时，雪上加霜之事接踵而至，章乃器在被冲击后不久就被撤销了粮食部长的职务。紧接着，他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职务也被撤销，最终人大代表资格和全国政协代表资格都被终止，彻底成为一个普通百姓。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他谈话时，他表示：“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谎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在宣布被撤销职务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别人想的那样痛不欲生，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撤职倒没什么，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坚决不能承认的。”直到最后，他始终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真正做到了“心口如一”。

章乃器原来是银行家、企业家，家产不薄，但是抗战前他都用来支付救国会的活动经费；解放前，他又把自己在香港的企业交给了朋友经营。另外，章还是全国有名的文物收藏家，在建国前后六七年已经购进数千件，并多次表示今后他的文物都要捐献给国家。1954年他主动向故宫博物院捐了四五百件，是让该院派人来挑选的，大部分都是精品。后来他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又在经济上吃了官司，以一部分文物作价清偿。其余的一千多件在文革中被抄走，平反时只象征性发还了很少一部分，基本上损失殆尽。1964年遭受了一次法院抄家，残存的文物在康生圈点下，也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并在后来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中展出。到这时，章乃器可以说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了。

宁静致远

在经过了8天的绝食后，章乃器凭着坚定的信念死里逃生，终于迁入了一座普通居民楼，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这是一座位于北京东郊的，名为呼家楼的住宅区，章乃器就住在19号楼三单元404室，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房间。厕所占去了3平方米，除了一张旧双人床外一个堆满书的小柜子，还有一张褪了色的旧三屉桌，此外就几乎一无所有了。他的邻居是一位耳聋的老太太，已占用厨房，章乃器只好把厨房搭在小过道里。在这二三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这位高大、秃顶、白了发的老人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可能是为了表示某种心声，从那时起，他蓄起了胡须，每天清晨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做气功，然后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后自己动手烧饭，过起了平淡而有规律的市井生活。尽管现在的生活费已被造反派降为50元，仅够维持自己和小儿子立凡两个人的生活费用，但他仍以乐观的精神处之：“现在的生活，比起40多年前我在北京失业时好多了。”

身处政治漩涡之中的章乃器，时常会有一些单位来找他“外调”，让他写一些人的揭发材料，但章乃器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伤害任何人，对来“外调”的人讲真话，为此发生的争执也不少。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一定要他写材料证明张劲夫是叛徒，他没有这样写，这几个人对他拍案威吓，章乃器忍无可忍，当场把自己写的材料撕成了碎片，厉声喝道：“歪曲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又有一次，有人硬要他证明钱俊瑞是特务，他也没有照办，并对儿子说：“过去救国会工作的时候我同他(钱俊瑞)确实有过不同意见，但我不能无中生有地陷害人家。”

也许就在于个人的长期修养，章乃器自始至终对迫害和打击保持着一种平静的心态，既没有郁郁寡欢，也没有四处上访。“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章乃器十分欣赏的一种生活态度，在不断地诵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五柳先生传》中，他可能已经身处世外，回到了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和儿子一道过起了“布衣还乡”的隐居生活。

据章立凡的回忆，那时的北京居民，虽然已开始住进楼房，但多少还承袭着大杂院里淳朴的民风，不像如今这样“老死不相往来”。即便外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回到自家的小范围内，四邻还保持着一团和气，至少在19号楼是这样。而且，大家对于社会上你斗我、我斗你的所谓“阶级斗争”，早已感到厌烦，不想把这种坏心情带回家。在周围的人看来，章乃器只是个和蔼可亲的花白胡子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曾经做过“大事”的人物。章乃器当然也是从未摆过架子，常常和普通市民打成一片，自此也多了些与劳动人民直接交往的经历。他常在公园里和人们探讨气功，一位退休的老工人还不时到家里来找他下棋，甚至在看到邻居住房紧张时，主动和他们交换了住房。

在这种平凡的生活中，章乃器仍旧不忘忧国忧民，他曾对妻子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我要提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拨乱反正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章乃器的处境也有所好转。他写信给党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受到了重视。陈云、张劲夫等曾代表党中央与章乃器进行了亲切、坦诚的谈话。4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考虑到陈云同章乃器的历史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由陈出面约章乃器谈话。在陈云宣布中央决定给他摘帽，要他认真吸取教训，并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时，章乃器当即表示，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没有宣布平反，感到不够。事实上章乃器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但这已是在当时可能作出的最佳安排。此后，他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组织上准备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未能实现。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经历了新旧社会、文革前后不同的遭遇后，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十年浩劫的漫长黑夜，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当曙光出现之际，章乃器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会后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在当时“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仍在束缚人们思想的形势下，悼词在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子女、朋友都在身边，但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漠然中流淌下的泪水是对一生的感慨。他有多少话想对他们说啊!生命的终点，他留下了这么一首自勉诗：

能求积国派谈右，

个人生死无龙伤。

坏亨终舒史好举，

千任百海铁成拐。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排除“左”的干扰，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的直接过问下，章乃器的右派冤案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经过落实政策，1982年5月，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当时隐隐约约仍存在某种说法：章乃器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改正带有照顾性质，主要是考虑到他历史上对革命有贡献云云。199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章乃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统战部长王兆国在讲话中指出：“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爱国民主战士”，对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和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对其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佩。”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内贸易部的领导及家属代表也在会上发言，深切缅怀了章乃器爱国、正直而又曲折多难的一生。在离开人世二十年后，章乃器“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的预言终于完全实现。

章乃器在历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中所坚持的是超党派、超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虽然参与创建了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但最后却因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与这两个党派的同事们分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章乃器一直是主张搞社会主义，最终走向人类大同；但作为经济学家和财经管理专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可以借鉴，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不应打击，不赞成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其结果是招致个人的历史悲剧，可以说，这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回顾章乃器的一生，他的人格特征尤为突出：刚正耿直，才华横溢，富有爱国理想和实干精神。有时是拘于历史的局限，有时是误于率直的性格，他的一生经历了曲折、苦难的历程。但他始终怀有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