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王稼祥在1962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此时，一向谨慎思考的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1958年，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来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外交部相关的解密档案披露，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1962年，王稼祥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王稼祥还是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搬离了中南海。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三和一少”问题平反。针对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非凡勇气，《王稼祥传》作者、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则浩，在采访结束后又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复述了当年胡耀邦的一句评语：“总的说来，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