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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写作对我而言就是玩

2015-03-20

5月的宁夏,四处弥漫着炙热的气息。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只为着拜见一位陌生而又熟悉的知名作家。他的名字和一座影城、一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影城因他而存在,或者城市因他而夺目,并不过分。

他就是张贤亮。19岁因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43岁因《绿化树》等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一生有着众多职务,宁夏作协主席、文联主席……连任25年的政协委员。但他最爱的是“作家”的称谓。

在以《绿化树》女主人公马樱花命名的茶楼,我见到了张贤亮。因为劳累,他的声音虽有些沙哑,但表述清晰、敏锐,出口成章。

听说,马樱花茶楼是他自己设计的,花纹是他趴在地上去划,竹子是他亲自安排移载放在什么位置,小到“马樱花”几个字是镂空还是悬空,大到整体布局都是他一手操办。整洁幽雅的茶楼从设计到落成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我由衷地赞叹其环境优美,赏心悦目,他仰头哈哈一笑:“玩嘛!”

他的确是个很“贪玩”、很“会玩”,也“玩”出了名堂的人。

在商海中游刃有余多年的张贤亮,今年连续推出两本新作:随笔集《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张贤亮近年来根据自己经历撰写的长篇随笔和政论文章,由《文人参政》《文人经商》等部分构成。《文人参政》部分的第一章《一切为了人性的解放》写于今年1月底,本文以近3万字的篇幅动情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展望了充满光明的未来。他以参与者和过来人的心态,恳谈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得与失。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部著作《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

张贤亮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之所以选在这个时机推出新书,一方面是向改革开放致敬,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今天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想把这些年来经商、管理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倘若有人从中获得启迪,那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当了25年的政协委员,张贤亮有25年的参政议政经验;作为作家,他还亲自操办企业,因而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多元化,思路也和别人不一样。张贤亮说,收录书中的诸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民营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等论述都很精辟。“我提出来的理念都是有前瞻性的,我和中国大多数文人的思路不一样。”

让张贤亮感到自豪的是,将来谈到中国文学史,谈到80年代这一章,他是不能回避的人物。“有幸我的经历和中华民族的经历同步,民族遇到灾害我也遇到灾害,民族开始复苏,我也开始复苏,民族开始崛起我也开始崛起,民族兴旺发达我也开始兴旺发达……”张贤亮这样解释自己广泛受到媒体注意的一个原因,“我不是一个传奇,我传奇的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步。”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张贤亮提倡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者。只有作家自身具有变革现象的参与意识,作品才有力量。那么,实践了这么多年,他会不会再写新的长篇?张贤亮回答:“作为一个作家,‘下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他说,另一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21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200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5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张贤亮把自己的创作分两方面,一是文字创作,一是立体创作。“创作也是玩,文学也是玩。文学是我一生的副产品。我在创造性地追求快乐。我现在还在写作,但要突破过去的作品有很大难度,这是个既艰难又有乐趣且具有挑战性的玩意儿。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回首往事,不胜感慨,总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人生经验和‘亲历’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或说是患有选择性记忆毛病的民族,而历史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惨痛的、人们不愿意回忆的部分。历史和物质一样,越是沉重的部分质量越高,密度越大。我认为在文学中再现那个部分是我的一种责任。”

近几年,除了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张贤亮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他要补上早年因写作而落下的阅读课。这时候,南怀谨的书进入他的视野。“小时候孔子、孟子的我都读过,儿时学的东西都深深印到脑海里,但不知所以然。80年代初南怀谨的书出来了,他提到的所有章句我都熟悉,我从他的书中加深了对我读过的书的理解,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南怀瑾的书。”

多年来,张贤亮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不同国家,至今已有30多个版本。以色列只有500万人口,《绿化树》在这里却有1万多册销量。谈到中外作品互译比例悬殊,张贤亮认为这和中国国力有关,中国过去一直以来和世界脱离。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其次,有些文学作品普视性价值不高,主要还是关注中国人特殊年代下的生活状态。有消息说,张贤亮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他表示,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认识到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必须很真实地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前的那段历史。如果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便不能够真正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不能知道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这是自己建文革博物馆的原因。

张贤亮告诉记者,他的新长篇正在创作中。“但我不会写自传。大概会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作对我而言就是玩,如果这书写完了,我就没的玩啦,所以我慢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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