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视角看张居正

“老乡”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自然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功能，有些事情还非得“老乡”才靠得住，比如出版界就有整理发扬“乡贤”的癖好：河南整理出版了《冯友兰全集》，湖北整理出版了《熊十力全集》，岳麓书社更是以整理“湘学”诸如出版《曾国藩全集》而闻名遐迩。张居正当年厉行改革，刚猛精进，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两位湖北老乡(熊召政与熊十力)的两本书，各自从商人的视角和哲人的视角，对他的一生功过作出颇有新意的阐述。

熊召政早年以诗名，后成功转型为商人，作历史小说《张居正》时已在商海过足了瘾，商人精细缜密的算计思维已经养成，故《张居正》在历史生态刻画方面极尽营造之能事，不惟正史野史运作协调，就连当时官制财制都有相当的考究。熊氏自谓“刻画了有血有肉的张居正，描绘了明朝社会原生态”，倒也不是狂妄之语。熊十力早年有意政治，后专攻哲学，由佛入儒，因性格怪癖孤高，有狂名，然而正是因为他的狂傲不羁无所顾忌，《与友人论张江陵》才能摆脱陋儒浅见，洞悉张居正思想之实质。这两本书一为小说，一为哲论，其中流露出对于张居正主要事迹看法的异同，颇值得玩味。

世人提及张居正，多与财政改革诸如“一条鞭法”相连。“一条鞭法”以及之前的“清田运动”，直接目的固然是增加财源，挽救隆庆以来的财政危机及其引发的统治危机，但却不得不以“抑豪强、庇小民”为手段，因为当时皇亲勋爵、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成风，不但直接侵夺了国家财源，而且使小民沦为流民，加剧社会动荡。熊召政在《张居正》中并没有集中笔墨描述“一条鞭法”，而是将土地兼并、流民失所问题分散叙述在全书中，让人在张居正内阁初期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与改革后财源富足的鲜明对比中体味豪强兼并的可怕以及打碎地方锁定状态的必要。熊十力则是直截了当地极度褒扬“抑豪强、庇小民”，认为秦后中国政治腐坏之病源即为专制，而专制又必侵削小民，以巨室为依托。由此，江陵之“尊主庇民”实为力矫千年恶俗之举，甚至得出了“江陵见摈于中国社会，是中国所以衰也”的论断。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有过分夸大之嫌，不过张居正能秉公心不顾自身地与权势势力斗法，这种行为足以担当“大雄无畏”四字。

张居正得罪权贵势力，所遭到的报复为一次性的灭家清算，而得罪儒教，则遭到儒生(尤其是其中假道谋食者)数百年来绵绵不绝的污蔑与指责。张居正与时儒有两次大规模；中突，一次是“夺情”事件(张居正父丧，按制应辞官回乡三年，居正惧新政覆灭，指使冯保建议万历帝挽留张居正，并严惩反对“夺情”士人)，一次是查禁私学、削减庠员。熊召政与熊十力在“夺情”事件上反应一致，都是“成大事不拘小节、成大仁必舍小仁”的态度。在《张居正》中，“夺情”风波算是一个小高潮，熊召政借描写张居正与李义河的密谈向读者表达了他对“夺情”的看法：首先，张居正不去守制，不是贪恋权位：其次，新政现有成果的巩固，不允许张居正离开，最后，新政开拓新局面解决新问题也不允许张居正离开。熊十力与之观点类似，但是表达更有力，认为古人守孝期间提剑赴国难，也是大孝，而张居正“当国日浅，新政甫立，新法甫行，天下兴亡之几，惟视江陵此时去留而定。去则政乱法毁，而亡几已著，不可挽矣。此其关系重大，岂一要紧战事可比拟乎?”并认为批评张居正“夺情”的人“受专制之毒，习于小节小谨，而无高远之识量”。熊十力论断可谓一针见血!笔者大致认同两位熊先生的论断，但对于他们把张居正“夺情”事件中的“恋权”因素完全剔除的做法不敢苟同，这显然忽视权力本身对于政治家的吸引力，政治家“恋权”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尤其张居正此时正需权力以图经世抱负，又何须讳言?在查禁私学这一问题上，商人与哲人发生了微妙的分歧商人熊召政讲求实利与效率，赞成禁止空谈，借张江陵谈所谓循吏清流之别，此实为小说论政之关键。而哲人熊十力虽然对于空谈十分厌倦，但对于张居正禁止私学颇有腹议，惋惜其“徒注意政事，而于学术思想未曾致开导之力，是其短也”。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实在是无法用效率衡量，空谈固然误国，而其根源在于政治诱导出现失误。因此对付空谈，若用政治介入消除，则无异于抽刀断水，根本途径还在于减少学术限制，加之适度引导。当然，学术自由是近代学术观，似不可以此苛责先贤。

中国自有儒墨道法释之分，后人总是喜欢根据前人的言行将其归类到其中某一派。张居正身没后，儒家不肯接纳他，说他是法家。而两位熊先生则认为张居正从本质上讲还是儒家，不过杂糅了其他思想而已。商人笔下的张居正，可用“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来概括，虽然重法纪，用权谋，但秉持的是一颗公心，因此手段虽然是法家的，但是本体是大儒。哲人熊十力更是通篇力证“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虽然其人奋不顾身，抑豪强、清吏治、禁私学，得罪了俗界所有权势，体现了佛家“大雄无畏”的精神，但是他并没有出世；虽然其人在军事、外交方面见微知著，有道家得其静以知几的妙趣，但是他不独善；虽然其人取法家综核尚严与权谋，但是不违背儒家大原则——说到底，虽然他杂糅了佛道法三家思想，但是骨子里却是经世致用的大儒。在关于张居正归类的问题上，商人与哲人行走了不同的路径，却得到了共同的结论。

概而言之，《张居正》与《与友人论张江陵》都是精彩之作。前者是文学作品，用小说论政，主要描绘的是张居正的行为及其所处的环境，为“踏实”之作；后者属于哲论，探讨张江陵思想及其渊源，为“凌虚”之作，二书合参，可得“踏实凌虚”之妙。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位熊先生都没有政治实践经验，故难免存在局限：商人笔下的《张居正》过于刻画财政与贿赂，在描写官场斗争细节方面把握不足，而哲人熊十力本来就有“六经注我”的毛病，评论时也有臆想的成分，这些微瑕，自然也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