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世俗生活——访女作家迟子建

迟子建是阳光的、明快的，从容利落，透着股子北方人特有的豪爽劲儿；但是她的作品，清新朴素中，却又有婉约、沉静又透出美丽的哀愁。二十多年的创作时间，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她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写作不能急 ，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她的这种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大概因固守而显得孤独，但是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在中篇小说集《福翩翩》以及《迟子建中篇小说集》(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中，迟子建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爱与温暖的故事。故事虽然忧伤、不幸，甚至悲惨与不堪，但迟子建讲述的时候，洋溢在人物之间的朴素的爱意，遮蔽了生活本相中的庸冗和不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笃定韧性的爱，他们可以忘却了物质的贫乏困窘，沉浸在丰盈的精神收获之中，于是平凡的日子也焕发了令人神往的光彩。因此，整本书中弥漫着明亮的暖色调。

想象在她美丽而亲切的故乡，她坐在书房里，享受窗外的山，享受月夜下泛着银色光泽的河流。她投入地写作，非常舒展，那种幸福感洋溢在她的笔尖和纸端，也洋溢在她写完后的放松。

读书报：您作品中的任何女性，几乎都具备健康、不屈、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果有迷茫，肯定也会在某种寻找之后豁然开朗。我想这跟您本身的性格也有关系。您能总结一下作品的女性人物吗?

迟子建：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什么样的，男性人物又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如同一场戏，开场后，谁先登场，谁表演的时间长，谁是什么性格，男人女人哪个抢眼，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戏里角色的分量。我想我写过的女性人物，最典型的特征，应该是一群在“热闹”之外的人。不过让我细致地“总结”她们，我还是很吃力。因为在“女”字上做文章，对我来说，跟让我登珠峰一样难。

读书报：几位女作家描写婚姻家庭，各有特色，比如王海鸰是凌厉的，万方则是温和的；方方笔下的婚姻有着万般无奈。您笔下的婚姻，温暖、亲切，似乎是冬天里的火炉，让人向往，每一个孤独的人都想走近。您自己觉得呢?

迟子建：我是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从小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的婚姻来得晚，结束得又早，但留在记忆中的，是可以永久回味的爱与美。这个对我来说，是心中一团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依然会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温暖我。

其实每个家庭都不会是满目的灿烂，也不会是彻头彻尾的昏暗，婚姻如同一盆花，是需要主人精心侍弄和呵护的。婚姻的本质是世俗的，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容易获得满足，婚姻可能相对就稳定一些。而我热爱世俗生活。

读书报：好像几部中篇都写到了厨艺，而且不厌其烦地描写制作过程，让读者的阅读也成为享受美味的过程，看着也不亚于那些食谱菜谱。当然那些“谱”无法企及的是您的生动。您的厨艺不错?您认为这些描写能为作品带来什么?为女人的形象多些丰富的刻画?还是令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迟子建：吃，就是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爱吃。有时心情不好，一顿美食就会令我云开日朗。我常常是上午九点多开始写作的时候，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五点，我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我的厨艺对我来说肯定是好的，对别人来说未必。而且，我在吃上，比在写作上更富于“探索精神”，总想着花样翻新。

谈到“吃”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它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一样。你总不能让人物在作品中一味地谈“精神”，而不吃不喝吧?这有悖生活的常理。当然，无节制地“炮制”吃，小说又沦落为菜谱了。掌握好“火候”，至关重要。

读书报：中短篇的写作，其实一点都不亚于长篇所耗费的精力和心思。您确定体裁时，以怎样的标准判断?

迟子建：作品“容量”的大小，决定着体裁的长、中、短。比如我做《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资料，我就知道，手中握着的，是长篇的种子。因为它容量大，张力大，可塑性强。可是像《清水洗尘》《逝川》和《亲亲土豆》那样的题材，它出现时，就是短篇的姿态。相反，类似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起舞》这样的小说，我打腹稿时，就知道它会以中篇的形式出现。容量大的水流，你把它注入窄小的河床，它就会泛滥成灾；而你非要把一条小溪引到大河的河床上，水流活跃不起来，势必会成为死水。所以，把短的东西拉长是臃肿乏味的；而长的东西，你想遏制它的生长，也是不可能的。

读书报：相对说，中短篇不太容易引起关注，所以有些作家在中篇取得一定成绩后选择了别的创作途径，或选择影视合作的道路。您对此有何见解?是否认为长篇必须是经过中短篇的积累才能创作?

迟子建：我挺喜欢写中短篇的。我写了二十多年，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说发表，哪怕是写长篇的时候，都不会放弃中短篇的写作。如果每年不发表两到三部中短篇，我可能会觉得这一年我的“粮库”亏空了，会心虚。我往往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一个短篇，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写部中篇。我觉得中短篇的写作能锻炼一个作家的气韵。我想如果没有中长跑的基础，是不会有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的。同样，一个作家历经了中短篇的千锤百炼，奔向长篇的时候，才会体力充沛。当然，也有天才作家，靠一部长篇，就一鸣惊人的。

读书报：您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好像很少?

迟子建：也有记者像你一样，提出类似的问题。其实，我的小说出来后，想要改编影视剧的确实有很多，但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寥寥无几，可能我的作品缺乏影视剧所需要的流行元素吧。因为对影视公司来说，收视率高于一切。我写作，就像你说的，只遵从内心，不会考虑它是否适合改编。作家留下来的，最终还是文字，而不是其他。

读书报：您对于小说技巧的把握、语言的精致以及讲故事的能力都让人佩服。您的写作素材是怎样获知的?您如何看待作家的想象力?

迟子建：如果问我作家的命脉是什么，我会说：想象力。一个只拥有生活而缺乏想象力的作家，会灿烂一瞬，如流星；而那些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有如一颗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有了想象力，你就不会把“生活”那么快就用空，你的内心总会有激情和动力，好像一台汽车加足了油，随时都可以驰骋。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一生最要爱惜的，就是保护和发掘想象力，它是写作的火种。

读书报：我很欣赏您的创作状态，不急不缓，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留得住、值得放在书架上仔细回味的作品。而有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作者沉不住气，急于证明自己。回顾您的创作，您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迟子建：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期间，我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我觉得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写《伪满洲国》，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我每写一篇东西，发表出来后，至少要读一遍，给自己挑挑毛病。常批评自己，就会有所进步。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