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铁一般的梅朵
知道梅朵这个名字，大概是1980年初，那时候我在话剧团当演员，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偶尔在街头邮局发现一新出版的杂志《文汇月刊》，图文并茂，于是买回去翻看。主编的名字特别好记，叫梅朵。我心想，肯定是一位戴着秀琅架眼镜的知识女性。
几天后，剧团政治学习，领导令我们学员每人从报刊上找一篇政论文章在会上念。有读《人民日报》社论的，有读《中国青年》短评的。我当时青春年少，头长反骨，属今日“愤青”一类，对当时文艺团体尚存的家长式或工宣队遗风的管理颇有抵触，于是便大声朗诵《文汇月刊》上《论文艺自由》一文。读罢，一位“左同志”便指着杂志说：“要在从前，这就是右派言论!”我听了，哭笑不得。
我喜欢梅朵主编的《文汇月刊》，是因为这里汇集了我景仰的大家们的作品，有茅盾、丁玲、艾青、王蒙、冯亦代、刘心武、谢晋、白桦、何满子、罗洛等。大概这些前辈都经过“反右”和“文革”炼狱般的煎熬，他们的作品字字血、声声泪，呼唤生命，讴歌自由，植根于底层，寄情于人民，篇篇透露着中国可爱的知识分子爱党爱祖国的拳拳之心。尤其是巴金老人那发自肺腑的《我爱咱们的祖国啊……》一文，字字玑珠，让人震撼!可以说《文汇月刊》在我人生道路上曾是一盏灯，我钦佩主编梅朵，冒昧去信并附上一篇《浅论李秀明的表演》。一周后，梅朵亲笔来函，指出文章介绍演员履历多，剖析表演实质少，希望我重新加工后再寄给他。虽只廖廖数语，但充满鼓励和关心之情。
后来，因为我觉得自己水平有限，实在很难写出像样的评论表演的文章，那篇稿子也就不了了之，但我记住了梅朵。时隔七年，我二十五岁，因为七七八八在《大众电影》《电影之窗》《文汇报》《香港中外影画》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影评文章，我受聘于一家中学生影评组织担任“顾问” ，为了搞影评夏令营，我冒昧去找梅朵，在《文汇报》社那书刊杂志堆得如小山似的办公室的一角，我见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干瘦老人，我惊讶，梅朵竟然是一位老先生!说明来意，他非常热情，一口答应我参加活动，并且提出带一位弟子前往，他说他的这位学生在文学评论方面数得上是青年才俊，和中学生在二起，也许他会更受欢迎。几天后，我们和张文蓉(上影演员，《见面礼》《闺里人家》主演，吴贻弓夫人)、叶志康(时任上影剧团演员、后曾任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上海文广集团总裁)、赵慎之(电影《望乡》中阿崎婆的配音者)、青年演员韦国春以及梅朵先生和他的助手任仲伦(后任《文汇电影时报》副主编、上影电影集团总裁)等艺术家一起来到学生们中间。梅朵先生旺盛的精力、惊人的记忆、犀利的话语、睿智的评论……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说起当年曾因畏难而没有完成那篇稿子时，梅朵先生笑了：“东西写不出来时，不要去绞脑汁，写影评是要用心去感悟的，是要用生命去拥抱银幕的，如果你不了解李秀明如何艰难地去塑造人物，你就很难写出她为什么能够有如此精湛出彩的表演。写影评的人，应该是理智的疯子!”见我不解，他补充道：“就是说，既要有思想，还要有热情，要像一团火，但不是放野火!”
也许是个性相同吧，也许是心灵相通吧，梅朵先生成了我写影评的老师，后来，慢慢地了解了他极为坎坷的一生，我更加尊重这位为中国电影奉献了全部爱心的老人。
1921年，原名许绥曾的梅朵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祖上当过中医，开过药店，在丹阳老家颇有名气。到读中学时，家道中落，他便在捉襟见肘的境遇中，度过了学生生涯。
抗战爆发后，梅朵一心想到大后方参加救亡运动，从上海出发，绕香港、经广州、过武汉，最后抵达重庆，报考国立剧专，有名师曹禺指点，得益匪浅。不久，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进步剧评文章，继而从事电影评论，短小精悍，笔下有神，很快在山城小有名气。抗战胜利，梅朵回上海主编《文汇报》的《剧影周刊》，为减少反动当局注意，他故意起了一个女性笔名“梅朵”，带着理想、带着追求，写出一批阐述当时进步思想和艺术价值的进步影评文章。在风起云涌的反美反蒋运动中，梅朵毫不畏惧地高举旗帜，抨击美国电影，热情讴歌八年离乱之后虎口余生的中国电影，因此常招来反动势力的干扰，甚至有特务跑到编辑部用左轮手枪顶着他的脑门叫他“识相点”，梅朵心虽怦怦跳，但也觉得自己很勇敢很光荣。47年，反动派封闭《文汇报》，梅朵既痛苦又兴奋，既然法西斯政府破坏大家热爱的这张进步报纸，那自己就是彻底的革命者了。
转移到香港后，他跟随徐铸成同志一起再办《文汇报》，在当时也是白色恐怖的情祝下，梅朵在报上连篇累犊地为左翼的进步电影鼓与呼。49年6月上海解放，梅朵欣喜若狂，立刻乘船返沪，一路上他们在甲板上跳着大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终于回到母亲怀抱。先参与筹建上影，任研究室主任，又担任《文汇报》编辑，主编《剧影月刊》。1951年，同时创办《大众电影》和《大众戏曲》两本杂志，梅朵先生两刊一肩挑，皆任主编。“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稀奇，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同时担负那么多工作?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一种为了美好理想而全力以赴的精神在驱动着我的生命!”梅朵忆当年如是说。
1952年，梅朵先生因在香港时曾与作家胡风先生有过交往，遂被撤去《大众电影》主编职务，后担任《文汇报》编委。梅朵怀着一颗赤诚而天真的心，在报刊上热情赞颂社会主义天空下的无产阶级电影事业，同时也直言批评电影创作中的某些倾向。于是，1957年，他被彻底打翻在地，作为右派送到劳改农场，十年后又被押到阳泉煤矿继续改造，直到1979年平反，被释放回沪。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瘦骨嶙峋、满身病痛的白发老者，然而他腰不弯，头不低，依然大声吼叫着，扑向他心爱的银幕，把泪水和心血洒在他酷爱的中国电影胶片上。
1992年，我编导的《濠河边上的女人》搞首映座谈会。我系新人，搞独立制片，历尽艰辛，没人做靠山，没用国家一分钱，拍完了要靠自己找市场把钱收回。如果没有一些名人和专家支持撑腰，说俗些，不拉几面大旗，我这个无名晚辈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我上门去请梅朵先生，他知我创业艰难，当即表示出席。次日，他忽来电，说活动当天要参加一个老同志的葬礼，无法看片，希望把录相带送他先看，晚上讨论时一定赶来。那天暮色中，梅朵先生匆匆赶来，和乔奇、吴贻弓、周晓燕、白桦等老师一道，为我这个“学生娃娃”摇旗呐喊，而我给他们的酬谢只有南通新中酿造厂和扬州欣欣食品公司赞助的两瓶豆腐乳和几听八宝粥。
1993年，我参加《忆阿丹》一片创作。片子拍完，请梅朵先生看片，他泪流满面，讨论时高喊：我们要爱护赵丹这样的艺术家!我被他震撼!被他近乎无瑕的童真而感动!早就听评论界朋友戏称他“ 梅现实”，那天我第一次当面听他高喊要继续举起现实主义创作的大旗!会议结束时，我请他为我家乡的《南通广播电视报》写篇关于赵丹和现实主义创作的文章，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二天傍晚去他家取稿时，老人在书桌前吃着上海人最喜爱的泡饭，旁边摆着吃剩的小半瓶豆腐乳，我一看，竟是我一年前送他的“新中糟方”。他笑道：“吃人嘴软。我吃了阿丹家乡的东西，但嘴仍然很硬。我文章的标题就叫《忆阿丹，我要大声疾呼》!”
九八抗洪，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我们拍完《太阳升起》，请来梅朵、孙道临等专家看样片。梅朵先生是激动派，看得热泪盈眶。座谈时，他说作为影评人，由衷赞叹这种现实主义的作品问世。“我们的民族一直多灾多难，可看了《太阳升起》，我更觉得，中国是永远不垮的!中国电影人是最爱国的!”梅朵含泪发言，字字铿锵。
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不论是我担任制片人的《黄河绝恋》、《说好不分手》等影片请他写评论，还是“永乐杯”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历年发奖活动，我都能看到梅朵先生奔走呼号的身影。他像个战士，更像个斗士，为电影、为真理、为祖国，永远不信邪、不献媚、不唯上。回想他一生，创办《大众电影》《文汇月刊》和《文汇电影时报》，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勒令停办，要是常人，死的念头都有了，可梅朵先生永不服软服输，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我曾戏称老人为“铁梅”，他惨然一笑：“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