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狐狸还是刺猬？

纳博科夫，俄裔美国作家。1899年4月23日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贵族家庭，1977年7月2日卒于瑞士土蒙特勒。1919年流亡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40年前往美国教书谋生，1945年起为美国公民。1948～1959年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同时创作小说《赛巴斯蒂安·纳尔特的一生》、《普宁》、《洛丽塔》等。后期作品有《苍白的火焰》、《礼物》、《辩护》等小说，以及《文学讲稿》和传记、诗集与回忆录等。

他作为移民作家，将欧洲贵族趣味与传统修养带进美国文化，又持有深刻而世故的批判与讽刺眼光，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代表作《洛丽塔》成功地将大众文化与经典题材嫁接到一起，以荒唐的喜剧形式反映精神流亡者在物质丰裕、人欲横流的美国生活中的遭遇。他的其他小说也多以欧洲文化为背景，擅长反讽、怀旧与滑稽模仿技法；同时又注重语言的锤炼，他以广博学识和文学修养形成令英美本土作家赞叹的英文风格。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一十三日，纳博科大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一九四0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上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在洛桑病逝。

“事实上，我相信，某一天会有人出来对我做出新的评估，并宣布，我根本不是一只轻浮的北美黄鹂，而是一个严肃的道德主义者，鞭挞罪恶，铐住愚昧，嘲笑庸俗，戏谑残酷，把至高无上的权力赋予温柔、天赋和尊严。”

在《固执己见》中，纳博科夫一再表达了他对被人误解的担心。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他的确被看成是“一只轻浮的北美黄鹂”。尽管近年来，不断地有人站出来为他“做出新的评估”，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道德主义者”。但是，在使用“道德”一词的时候，却预先设定了一个大家共享的体系，而这恰恰与纳博科夫坚持的基于个人主义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因此，从共享的道德体系认定纳博科夫是个“严肃的道德主义者”实在有“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之虞。

在上引文字中，纳博科夫其实对“严肃的道德主义者”进行了界定，那就是“鞭挞罪恶，铐住愚昧，嘲笑庸俗，戏谑残酷，把至高无上的权力授予温柔、天赋和尊严”。

这里的关键词是“残酷”。因为残酷，所以摧毁了温柔、天赋和尊严；因为残酷，所以滋生了庸俗、愚昧和罪恶。

纳博科夫并不“轻浮”，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要表达真切的感受和洞察的思想”。终其一生，他“真切的感受和洞察的思想”全都蕴涵在了“残酷”二字中。可以说，他用毕生的心血都在雕刻这两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所以他才反复告诫我们“残酷”是人类最坏的行为，而与之相反的善是仁慈、自尊和无畏。

除了“轻浮的北美黄鹂”，纳博科夫还经常被看成是“狡猾的狐狸”。但是，我认为，与其说纳博科夫是只“狐狸”，不如说他是只“刺猬”。无论是他的访谈录，还是他的写作，在表面漫无边际的流动性之下，却隐藏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对“残酷”无情地揭露、批判、戏谑和鞭挞。在《征兆与象征》这个短篇中，纳博科夫用最短的篇幅勾勒出了“残酷”这个中心。

《征兆与象征》写了一对年老的俄罗斯夫妇前去探望他们精神错乱的儿子。在疗养院，他们未被允许探视：因为他们的儿子刚刚企图自杀。无奈之下，他们灰心丧气地回到家。男人上床去睡了，女人则独自坐在起居室，借着从窗口透进来的“惨淡灯光”，翻着旧影集，回想起他们一生在这个不安的世界所经历过的“坏消息”：

“这一点，以及其它许多，她都接受了——因为生活终究意味着要接受一个接一个快乐的丧失，在她这里，甚至不是什么快乐——只是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她想着那一阵一阵无尽的痛苦，她和她丈夫不知为何必须承受；想着那以某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伤害着她儿子的隐身巨人；想着那包容在这个世界里的无数的温情；想着这种温情的命运或是被碾碎了，或是被浪费了，或是被转变成了疯狂；想着那被人丢弃的孩子在无人清扫的街角暗自沉吟；想着那些逃不了农夫之手的美丽的草，只能在骇人的黑暗到来之际，无助地看着他像猿猴似的曲背的影子，以及随后的被摧残的花朵。”

这个世界就是快乐逐渐沦丧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温情逐渐碾碎的世界。惟有残酷在肆虐，在疯长。这一幕是否就是纳博科夫 “真切的感受和洞察的思想”想要传达的“征兆与象征”?

洞察到这世界无处不在的残酷，纳博科夫是否就彻底地罢手认输?在《征兆与象征》之中，纳博科夫把“至高无上的权力”赋予了那对老人的“温柔、天赋和尊严”。经历了战争和流亡，见证了快乐的沦丧和温情的碾碎，面对儿子的疯狂和生命的消逝，这对老人依然拥有“温柔、天赋和尊严”。子夜，在辗转难眠之际，他们决定在新的一天再去探望儿子，这时，电话响了起来。一般这个时间他们的电话很少响。丈夫孩子气般地凝视着妻子。她懂的英语比他多。她起身去接电话。“我找查理。”是个女孩低沉细小的声音。“你打错了。”听筒被轻轻地挂上。她的手放到了她那苍老疲惫的心上。他急速地笑了一下，然后刻不容缓地重新开始了他那激动的独白，天一亮，他们就去接孩子。电话第二次响了。还是那个焦虑的女孩的声音。“你的号码是错的。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吧：你拨字母‘O’，不要拨0。”接着，他们像过节似的坐下来喝起子夜茶。生日礼物就放在桌上。他戴上了眼睛，愉快地重新察看了那些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小果冻。他湿乎乎笨拙的嘴里念叨着它们动人的标签：杏、葡萄、李子、梨。他还想去抓苹果。这时，电话又响起来了。

小说戛然而止。纳博科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次电话是不是从医院打来的。他只是让我们从这一波三折的电话铃声中体验这世界是多么的残酷，对爱心的折磨，以及有爱心之人在面对如达摩克勒斯之剑悬在头上的不幸依然拥有的“温柔、天赋和尊严”。

作为自由主义的反讽者，纳博科夫惟一持有的信念就是“残酷是人类最坏的行为”。除此信念之外，他不再相信任何宏大的观念和体系。他的全部写作都在反复控诉着“残酷”。围绕这一中心，他从多角度探讨了如何才能不残酷，用他的话说，惟有“好奇、善良、温柔、狂喜”的完美结合。任何一种因素的缺席都必将导致残酷的莅临。想一想他笔下的那些主要角色，善良、温柔、狂喜但不好奇的克鲁格，好奇、善良、温柔但不狂喜的普宁，狂喜但不好奇、不温柔、不善良的韩伯特，善良、温柔但不好奇、不狂喜的谢德，以及好奇、狂喜但不善良、不温柔的金波特，他们无一不是“残酷”的施动者与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