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汪精卫：蜷曲的鲸须

1935年，在《时代》的国际新闻部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还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新闻，仍然占据着大量的篇幅。作为冲突最前沿的代表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中主管外交事务的汪精卫在1935年3月18日登上了《时代》封面。

在《时代》这期名为《沉重的负担》的封面文章中这样写到汪精卫在1935年的变化：“同一个汪先生，在1932年时他说：‘日本也许能派来百万大军，可是他们会发现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中日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他又亲自与日本使节进行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是：‘我们将尽力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

这真是一个180度的转变。对于汪精卫的一生来说，1935年的确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拐点”。可是当我们站得远一些，把镜头拉开来看看汪精卫的一生时，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有着更多令人瞠目的鲜明对比。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是孙中山先生的广东老乡。1901年18岁的他参加县试中秀才，21岁时又作为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当时的汪精卫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他万万没有想到30多年后，会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在日本，他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作为创始人之一在22岁时成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汪精卫在日本期间，一直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精卫”二字最初就是他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

日本的几年时光为汪精卫积累了最初的政治资本。而早年汪精卫最大的一笔政治财富，还来自于1910年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的义举。1908年的冬天，革命形势也进入了“严冬时节”，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牺牲成仁。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为了回应保皇派势力的讥讽，同时也为了维护孙中山先生在党内的威信，年轻力盛、血气方刚的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汪精卫在行刺出发前写下了《致南洋同志书》，其中的一段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在当时的革命军中，被流传为佳话。银锭桥上的炸弹最终没有爆炸，汪精卫的刺杀以失败而告终，被捕入狱。

在那期《时代》上，也回忆了汪精卫当初的那段光辉往事：“皇家卫队逮捕了汪，把他押到载沣面前，载沣问他：‘你为什么想要我的命?’他机敏地回答：‘有很多原因。你要是同意，我可以把我的答案写出来。’清朝法庭已经衰败，大胆的汪并没有因为犯下谋杀摄政王的大罪而被处决，反而被允许把他的理由洋洋洒洒写下来，摄政王对他十分欣赏，结果汪仅被判终身监禁。不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释放出狱。”

这次行动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壮举挽回的。

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历史告一段落，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英勇的愤青，永远载入史册，然而历史却没有在汪精卫的形象最光辉的那一刻定格。

汪精卫追随孙中山整整20年，深得孙中山的信任，甚至在孙中山逝世前代拟总理遗嘱。这份遗嘱，在孙去世后被处处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格言，这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赢得很高的尊重。1925年7月1日，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第二天，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可是后来的日子对于汪精卫来说，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了。有人说汪为人过于清廉，不结党营私，不拉帮结派，使他在政治的江湖里不得势。这当然是把汪看得太单纯了，不过蒋介石确实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在靠枪杆子说话的乱世里，蒋介石依靠他任黄埔校长时培养出来的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内迅速蹿红。

《时代》也写到了汪精卫当年的政治倾向：“在孙圣人的信徒中，汪先生最倾向共产党，因此，当由孙创造的南京政府后来放弃共产主义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汪先生反应曾经相当激烈。”的确，在1927年宁汉合流前，汪精卫曾经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清共”主张，作为坚决继承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左派代表，汪精卫当年甚至曾在国民党内部高声喊出“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如果历史停留在那一刻，汪精卫也会作为共产党的朋友而被人们记住。可是历史还是带着汪精卫一起继续往下走了。

1927年，汪精卫忽然从左派变成了右派。这之后，文人意气的他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一次次负气出走。有人分析，汪精卫后来之所以走上卖国之路，也是与蒋介石在权力争夺中的不得志有关。汪精卫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曾为革命出生入死，为国民党做出过贡献，但在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几度沉浮，终不如意，心态上难免不平衡。于是之后汪精卫即使是与蒋介石同朝共事，也总是与蒋的观点、做法相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再次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介石复出领导军事。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

在日军对热河发起进攻后，张学良不愿出兵热河，蒋介石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被架空的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要求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张学良，3月9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3月10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3月底回南京复职。

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汪精卫的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改变了。当时处于抗战初期的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尽管中国军队的广大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以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军事指挥等方面的失误，又不愿充分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暴露无遗。身处国民党的最上层，汪精卫熟谙内情，对一些高级将领的腐败无能也十分了解，更使他对抗战失去信心。

这个时候的美国，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还处在隔岸观火的状态———太平洋那么宽广，1935年的美国人还想不到几年之后对岸的战火会烧过太平洋烧到自家来。这期《时代》的封面文章里也提到了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微妙影响：“目前，日本对蒋委员长和汪院长施加了压力，东京是在试探罗斯福总统的白银政策是否能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或者中国还能维持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再贷款1亿美元。日本看到中国陷入困境后，便提出了减轻债务的建议，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同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受保护国。”

美国政府1934年通过的《购银法》造成世界银价飞涨。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深受其害，白银大量外流，金融出现严重危机。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不啻于落井下石。日本在这个时候以“乐善好施”的形象出现，而背后的协议中其实满是陷阱，1935年3月16日的《时代》里列出的就包括这些内容：

1.中国完全停止煽动抗日，而发动促进中日谅解的民众运动；

2.日本提供贷款帮助中国应对财政困难；

3.聘请日本人担任金融、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顾问，取代其他国家的顾问，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

第二条写的是提供帮助应对困难，而在上下，却是“前有狼后有虎”，第一条和第三条背后隐藏的图谋昭然若揭。然而汪精卫还是决定做一个坚决的“主和派”了。他开始主持与日本进行和谈。在他身后，是民众越来越汹涌的怒潮。终于，在汪精卫登上《时代》封面8个月后，这个当年的刺客险些被刺身亡。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后，除蒋介石外的全体委员合影。摄影刚结束，记者群里一个青年高呼着“打倒卖国贼”跳出人群，向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刺客当场被枪击捕获，两天后死于医院。此人叫孙凤鸣，原系第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政府对日妥协，谋划刺杀汪、蒋。汪精卫随后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前往欧洲疗养。

如果汪精卫的人生在此处结束，他大概还有赢得人们同情的可能，至少也不会落得在今天海峡两岸的历史书中都如此惨淡猥琐的地步。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指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称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从德国疗伤归来的汪精卫受宠若惊，旋即通过周佛海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密谈，结果达成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商谈了汪精卫的潜逃步骤。12月18日，汪率其党羽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离开重庆至昆明。19日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近卫内阁发表所谓三原则的声明，汪即于29日通电全国发出响应。因29日在电报发报中的韵目代号为“艳”，这份通电也被称作“艳电”。至此，汪精卫终于堕落为一个汉奸卖国贼，成为背叛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从一个最勇敢的刺客，到一个最怯懦的汉奸，汪精卫内心的抉择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道德上的谦谦君子，这个爱情上的俊朗公子，曾经有着荆轲刺秦的豪迈和勇气，曾经的革命先驱者，最终却沦落为遭人唾骂的大汉奸。连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都不禁感叹：卿本佳人，何故做贼?

今天当我们回望汪精卫的一生时，我们一次次假设历史在某一刻停下脚步，可历史是摒弃感性的。那些自以为自己做出了聪明的选择、轻巧地玩弄了历史的人，到头来，还是落得个被历史玩弄的下场。

在1935年3月18日《时代》的这篇关于中国的国际新闻中，封面人物汪精卫被作者形象地比喻为“鲸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经常用小小的鲸须来猎杀凶猛的北极熊。他们将鲸须卷曲后放入鲸油中冻成小丸子，再将这些冻好的鲸油丸放到北极熊会经过的地方。北极熊吃下这些可口的鲸油丸子后，鲸油在胃中融化，卷曲的鲸须就会猛地撑开，尖尖的鲸须刺穿了北极熊的内脏，一只凶猛巨大的北极熊就这样被聪明地杀死了。1935年的汪精卫就像那根鲸须，他弯了再弯，蜷成一团，可是直到他死去，鲸油还没有化开，北极熊依旧张牙舞爪。美国人，中国人，都没有再等到他猛地撑开的那一天。1944年，抗战胜利前一年，汪精卫旧伤复发，医治无效，客死日本。作为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的他，亲手撕毁了自己过去的一张张光辉画像，以一个最猥琐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被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