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做皇帝的奸臣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宋钦宗下诏要“两河”(河南和河北)民众向金归降。而后，钦宗赴金军军营。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率同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前赴金军军营。
至此，宋朝皇子中，只有康王赵构一人逃脱。他是由于奉命出使在外而幸免于被俘的。
金太宗完颜晟召集幕僚，商讨如何统治中原的问题。“光是支配辽(燕山南北)的版图，已使我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最好建立对我们唯唯诺诺、听从指示的国家……”金人冀望的是由一个傀儡政权来统治中原，因此，谁担任元首是个问题。
“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与宋皇室毫无牵连……”这是结论。
结果，金人看中了性格温顺的张邦昌。
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与康王替换而成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张邦昌的人，他属于主和派。于是，张邦昌从燕京回到开封，金人立张邦昌为皇帝，命他迁都金陵，以“楚”为国号。
金之傀儡国家“楚”的寿命，仅有32天。
虽然贵为“皇帝”，张邦昌的政治主张还是以宋朝的利益为出发点。毕竟，他是宋朝之臣，是在金人的强迫下成为“皇帝”的。“我是被迫就帝位的，我希望尽早脱离这个地位……”私底下，张邦昌泪流满面地对亲信说。
大楚皇帝即位这出滑稽剧登场的32天后，为兵力不足所困的金人，由于领土内契丹族屡次造反，不能长久将军队驻留在河南，终于匆匆撤退了。
他们自河南撤兵时，带走了包括钦宗、徽宗、后妃在内的宋朝皇族470余人。
金兵撤退后，张邦昌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退位。没有皇帝的存在，楚这个傀儡国家也就自然消灭了。但如此一来，老百姓要由谁来管理照顾呢?张邦昌抬出过去为哲宗皇后的孟氏，让她以“宋太后”的身份实施垂帘统治。孟氏没有被带到北方的原因是：她虽然曾是哲宗的皇后，但后来被废，在皇室名簿上并无其名。金军是根据名簿要人的，她因而没有被裹挟而走。
如前所述，皇室名簿上记载其名而人却不在首都的亲王，只有“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一人。如今，康王赵构已在济州、濮州二地招募到八万兵员。这支勤王之师还没有来得及救援首都，徽、钦二帝就被掳北上了。
五月，康王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改元建炎。也就是说，1127年四月之前是靖康二年，五月起则为建炎元年。
张邦昌立刻从开封赶赴商丘，晋谒康王。“臣罪该万死……”张邦昌呜咽着道。
“让你受苦了。”康王道。康王曾经以人质身份前往金营(后换为肃王)，张邦昌则与之随行。康王对张邦昌有着同病相怜的怜悯之心。“和皇上分手后，微臣着实吃了不少苦。”张邦昌回答。
“听说你当上大楚皇帝，但那是被女真族所逼，无可奈何。女真军队撤退后，你立刻宣布去除帝号，朕对这一点深深嘉许。” 在康王即位的同时，孟太后“撤帘”——也就是说，孟太后的摄政政治宣布结束，从此康王开始亲政。
史家习惯上将这以后的宋朝称为“南宋”，对以前的宋朝则以“北宋”名之。康王赵构就是南宋高宗。高宗即位之初，就颁诏赦免了张邦昌。他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高宗知道，张邦昌在答应成为傀儡皇帝时，曾经向金人提出如下条件：不得损毁宋朝历代皇帝之陵墓；没收政府官库乃不得已之事，但绝对禁止掠夺民家。高宗认为张邦昌保护了祖宗陵墓，有此一点，不但赦免其死罪，还封他为同安郡王，安置潭州(今湖南长沙)。
对于赦免张邦昌一事，以宰相李纲为首的主战派表示强烈反对。不久，李纲兼任御营使，成为兼管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他派出使者前往潭州，对安置在该地的张邦昌传达“赐死”旨意。
“吾命休矣。”张邦昌仰天服下毒药。
史书称：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今属河北)人，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死时44岁。
张邦昌死后，金太宗闻之，大怒，再次举兵伐宋。事实上，金人并不是哀悯张邦昌的死，而是因此有了出兵的口实。
高宗一路南逃，由扬州而金陵，由金陵而临安……
给张邦昌“量刑”
老实说，我对张邦昌的认识，完全是小时候受《说岳全传》的影响。记得那时“说岳”的连环画系列中，有一本书名就叫《张邦昌卖国》。小说中的张邦昌不仅残害忠良，奸谋倾社稷，连金人都说他是宋朝第一大奸臣，与后来的秦桧并列大坏蛋。
小说的影响力真是了不起，这样的印象维持了不知多少年。直到有一天翻阅宋史读物，才发现此人冤得很。宋代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俘，金大宗命另立别姓为傀儡天子。当时宋朝百官讨论半天，为免金军屠城，大家推举当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继位。张邦昌绝对不愿意做此等僭逆之事，打算自杀，有人劝他，如果他自杀了，将使一城生灵涂炭。张邦昌迫不得已，只能应命。在册立仪式上，他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忍叛立。虽然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但他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等金军北归后，张邦昌一面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一面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垂帘听政，他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实际上仅存在了三十二天。尽管如此，赵构即位后，仍将张邦昌贬官赐死。(以上引自虞云国的《细说宋朝》)
到了《说岳全传》中，张邦昌的罪行就远远不止僭逆一项，小说前半部分的种种坏事都跟他有关。这些当然并没有历史依据。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思维定势，先划一条线，分清好人坏人(忠奸)，属于坏人这一边的，尽管往他身上泼脏水也没有关系，孔子早就说过：“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老百姓的普遍心理，但历史研究却不能这样天真单纯。张邦昌在《宋史》中列入叛臣传，不管他怎么不情愿，如何冤枉，这一点却无法否认，但是其他罪行有没犯呢，似乎应该还他一点公道，好比同样是定了罪的犯人，判一年徒刑和判死刑，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对历史上已经有定论的其他“坏人”，也应实事求是“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