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首富
谢里·阿里森，女，1958年生于纽约。以色列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酒店管理学士学位。现为阿里森控股集团主席。其财富主要来自遗产继承。
2004年，以46亿美元的净资产荣登《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94位，2005年，以55亿美元净资产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84位，同时也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其被关注的另一原因是她对婚姻的态度，在走过的47年岁月中，她有过3次不成功的婚姻。
在这个民族里，你可以列出一长串让世界惊讶的名字：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到金融大鳄”索罗斯，从历史上最智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到在全世界掀起浩大革命的马克思……
马克思在观察了自己的这个民族后不得不在自己的著作里分析说：“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但在犹太人聚集的以色列，因为财富而超越所有犹太人获得巨大名声的既不是拥有切尔西的阿布，也不是每一次说话就会让股市震荡的格林斯潘或者索罗斯，而是另外一个名字：谢里·阿里森。
财富让她拥有无法抗拒的魔力，在父亲过世之后，她接手了特德·阿里森手中9600万股股票遗产，价值大约36亿美元。同时作为以色列阿里森控股集团的主席，她依旧是以色列最有实力的企业家：担任着以色列最大的银行哈波阿利姆银行的总裁，以色列最大的建筑企业房屋建筑控股公司的总裁，掌握着以色列最大的私人通讯公司EURO·COM49%的股权……
另一方面，谢里·阿里森又因为和媒体的矛盾引起轩然大波而声名远播。在诡异而极端的中东世界中，她得不到任何媒体的谅解：把答应捐出的慈善资金撤回、在没有经过前夫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儿子带往国外、离开祖国迁居到迈阿密……
一系列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情，让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任何一个在犹太人字典里出现过的保证成功的字眼。
冒险的犹太骑士：22年三卖企业
即使再有经商才华，谢里·阿里森的财富也主要来自她出色的父亲。
——特德·阿里森。和自己的女儿很不一样的是，特德具有强烈的以色列情节，他的身上也充满了犹太人的智慧和高贵品格。
特德出生于以色列的一个小船主家庭。他的父亲和许多以色列20世纪早期的商人一样，淡泊地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直到16岁，特德才在父亲的支持下进入黎巴嫩贝鲁特的美洲大学学习机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犹太民族都处在风暴的中心，德国掀起了血腥的反犹浪潮。在这期间，特德毅然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加入了英国军队，开赴意大利和德国战场。二战结束后，犹太人获得了和平的机会，而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特德·阿里森从战场返回后接管了父亲的船运生意。
战争却从来不曾远离犹太人。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又开始了。特德在脱掉军服仅仅2年后，又加入以色列军队，参与了这场与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的著名战争。至1949年以色列战胜后退役，他重新接过父亲的生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生涯。但两次战争的经历，让这个犹太人的血液里开始燃烧着一种勇气和冒险精神。
1950年年初，特德突然把父亲一手缔造的蒂森格夫船运公司出售给了兹姆邮轮公司，他的船开始悬挂巴拿马和洪都拉斯国旗为兹姆邮轮公司运送货物，从自己做商人成为了别人的合作者。
朝鲜战争后，世界大市场都处于极度低迷时期，试图求变的特德知道，如果单纯从事船运业，根本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于是他再度变卖了船运公司，移民美国。几乎已经建立起来的事业，又被卖掉换成了现金。
从1954年开始的12年里，特德在美国扎下了根。他陆续创建了航空货运公司以及贸易公司。1966年，特德突然再次变卖公司，和挪威人克努特·克罗斯特合伙联合组建挪威一加勒比游艇公司。在此之后，特德又设计出许多合作模式，这些模式也一度成为美国和欧洲游艇业公司联合的范本。
1972年，特德与克罗斯特拆分企业，创立了完全属于他的嘉年华游艇公司，这个游艇公司也成为了后来世界上最大的游艇集团。同时，他还开始涉足体育产业，带领迈阿密“热”队在佛罗里达南征北战。1990年，特德还创办了荷兰一美国、风之星两家相当出色的游艇分公司，并拥有15艘超豪华的游艇。
至此，特德为阿里森家族在船运业和篮球界奠定了发展的基石。而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年迈的特德宣布从嘉年华公司总裁的职位上退休。这个阶段也正是中东世界一个比较美好的阶段，和平仿佛触手可即，无数散落在他国的犹太人开始有了重回故土的梦想，特德就是其中之一。1992年，他和谢里一起回到了以色列，在恢复以色列国籍后定居特拉维夫，开始了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新生活。
在回归以色列后，特德的生意开始一分为二：在美国的长子米奇·阿里森负责家族的嘉年华集团，同时继承了父亲在迈阿密热队的大股东地位；而在以色列，特德重新组建了除游艇和篮球俱乐部以外业务的阿里森投资公司，并且把它们交给了谢里。
他的女儿没有辜负他，谢里在以色列通过参与金融业和建筑业扩充阿里森投资公司的实力。从1997年9月开始，谢里竞逐收购以色列最大的银行哈波阿利姆银行，随后成为这家犹太人中声名赫赫的银行的总裁。同时，谢里作为阿里森投资公司的总裁，还出任以色列最大的建筑企业房屋建筑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拥有5亿美元资金的特德·阿里森基金会的主席。
通过早年3次变卖企业，以及回归以色列后对企业的大胆分拆，阿里森家族的财富和阿布、索罗斯等同时期的许多犹太人一样，迅速膨胀，并且几乎影响了整个以色列。
1999年，特德逝世。
财富永远不要和媒体作对
谢里·阿里森1958年生于纽约，虽然是以色列国籍，但却是在美国长大的富家女。她在嘉年华集团的市场部干过几年，并有意进入管理层，但这个愿望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1979年，特德让21岁的谢里进入公司董事会，却没有给她实权。但谢里的从商能力不容小视，自从当上阿里森控股集团主席后，她充分意识到在以色列做生意的情况和美国大大不同，公司是否乐善好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在这个国家以后发展是否顺利，于是，在她的建议下，阿里森家族成立了一个家族基金会，作为取信于社会口碑的工具，而这一举动果然得到了媒体的普遍赞扬。
在1999年之前，商界拼杀多年的谢里显得毫无商人“气息”。作为一个赫赫有名的亚洲最富有的女人，谢里不得不经常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但面对媒体，她还是常常会表现出害羞和不知所措，似乎在老父亲的看护下，谢里变成了整个以色列女人的骄傲。
但在特德去世后不久，谢里的生活就失去了平静。商业失误、离婚、绑架、逃税……把谢里彻底推进了生活的低谷。
2002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激化，安全局势和经济状况都在失控的边缘。谢里在这一年损失了9000万美元，虽然她旗下的哈波阿利姆银行依旧有相当的盈利，但她并不满足于这些。她试图通过裁员900人的举动挽回损失。这引起了以色列最大的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尽管谢里向被解雇的员工支付了丰厚的遣散费，并随后又恢复了107名工人的工作，银行刚盈利却大幅裁员的举动遭受了激烈的批评。工会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公共汽车站张贴了1600多张海报，上面写着“900个家庭在哭泣，谢里·阿里森却在大笑”。虽然，在她施压后这些海报在第二天就撤了下去，但她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同一天，谢里在酒吧里开怀大笑地喝啤酒，以及被辞员工痛哭的照片被并列放在许多报纸次日的头版上。谢里的形象从慈善家变成了冷酷的资本家。这在整个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以色列的记者无孔不入，职业素养和闻名世界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开始寻找那些有关她的新闻，而所寻找到的各种难辨是非、难证真伪的新闻，就像垃圾一样被倾泻到谢里身上。
她的不幸福的婚姻成为了另外一个饱受品评的话题。
谢里离过两次婚，2003年5月又嫁给了一位名叫奥法尔·格雷泽的花花公子。谢里与格雷泽的婚姻从一开始便受到媒体的热切关注，他们的婚礼庆典由于请了一名德裔犹太人作表演而成为城中讨论的热门话题。婚后不久，格雷泽就惹上了一连串性丑闻。这位有着花花公子做派的特拉维夫商人的这种出场办法让希伯来媒体开始大做文章，其本人也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性骚扰调查。虽然这些性丑闻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但以色列的媒体从一开始就大肆报道和渲染，让谢里一家难堪不已。
谢里绝望了。她在2003年9月选择离开特拉维夫，回到她的天堂迈阿密，并在那里一掷千金买下了5900万美元的豪宅。同时，她还把公司总部移师迈阿密，并宣布停止所有在以色列国内的慈善捐款或基金拨款。
从美国迁回以色列的犹太人很少有再返回美国定居的。谢里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的愤然离去更加惹人注目。在以色列，上至总统下至学者、报纸主编都纷纷把谢里的行为与爱国精神联系起来，仿佛她的离开就是对国家不忠的叛逃。以色列国内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让谢里即使到了美国仍然需要继续忍受来自以色列媒体的舆论压力。以色列总统卡察夫都公开评论说，他毫不在意谢里停止基金捐款所带来的损失，但是他认为谢里的举动为犹太人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留在以色列，但谢里·阿里森的决定却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色列人对他们的首富似乎没有表现出一点留恋，而是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这位财富精英的蔑视，他们说：“谢里·阿里森只要离开以色列，就不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首富。”
争议还远不止这些。谢里离开以色列时，悄无声息地将她与第二任丈夫的儿子带往佛罗里达。2002年5月与谢里离婚的迈克尔·多斯曼立即以绑架罪控告谢里。这桩拖沓的绑架官司最终以谢里将儿子带回以色列送还给前夫告终。谢里重返美国期间，出售了她持有的部分嘉年华集团的股票。以色列的税务部门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走而忘记向她征收所得税。谢里逃税3000万美元的丑闻又被以色列的媒体炒热了。
谢里陷于百口莫辩的麻烦和官司当中。她一再要求媒体给予起码的尊重，但收到的回应都是以色列舆论的讥讽甚至谩骂。
只有《耶路撒冷邮报》为谢里辩护，认为她也是一名普通公民，有权离开以色列去另一个国家生活。“谢里·阿里森如此有钱，她本来可以拥有许多人可望不可即的生活，但她选择了回国，而且带着美好的愿望。如今她却怀着被抛弃、嘲笑和诽谤的感觉黯然地离开了以色列。这些不公平的对待都是我们的社会和媒体强加给她的。此外，爱国精神也不应该如此狭隘，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如果谢里·阿里森认为她的事业更适合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以色列开展的话，她就应该离开。”
在美国，同样有媒体开始嘲弄谢里。迈阿密一家媒体挖苦谢里说：“我想奉劝谢里·阿里森一句，为什么你在公共场合出现时总是这么蓬头乱衣的样子?为什么不舍得花点钱去理个发和买件合体一点的衣服呢……”
2004年6月，谢里发表声明表示，离开以色列的一段时间里，她感到她最喜欢的还是以色列，她愿意返回以色列生活，与以色列的税务部门达成妥协，并继续阿里森家族的慈善捐助。但以色列的媒体却一点也不合作，除了进行简单报道外，他们似乎失去了对她的所有兴趣——他们已经不再认为她是这个国家的首富了。而对于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人，谁又会有兴趣去投入关注呢?
祖国会谅解她吗?
对于谢里而言，也许财富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是祖国的谅解。
谢里显然更在意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看法。在世界上，犹太人对于财富的态度是如此鲜明，而对于1800年前的祖国的迫切和归属感又是如此的强烈。但谢里却选择了和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群渴望回归、对祖国拥有巨大热情的人进行互相的惩罚。她在无意间伤害了众多以色列犹太人的感情后，现在，她又如何从这两个方面去缝补已经出现的巨大而深刻的伤痕?更何况，在用了仅仅20年的时间就摆脱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等问题而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之后，以色列对于富豪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毕竟她不认为一个超级富豪可以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
“我宁可政治自杀，也不愿得罪以色列。”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这样讥讽自己因为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举动后遭遇的尴尬。现在，强硬的以色列和她的媒体们会原谅这个被财富宠坏的孩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