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碧莹的悲喜人生
冼碧莹，广州人， 解放初期参加华南文工团，后来被选派去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粤语配音。她为《钢铁战士》、《智取华山》、《家》、《战火中的青春》、《二亩地》、《龙须沟》等多部电影配音。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粤语配音演员。
1957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成立，她从上海调回广州，退休前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现在定居美国。
冼碧莹这个名字在许多老广州的耳朵里并不陌生，早在70年代广州的大街小巷里常常能听到从广播里传来她讲的故事，在那个电视还没有进入千家万户的年代，电台里的广播是人们一种重要的消遣形式。
如果说当年冼碧莹的名字家喻户晓的话，如果说冼碧莹在事业上是个成功的女性的话，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冼碧莹的笑脸和赞誉后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那是一段艰难而痛苦的经历，又是一段挚爱和情谊的回忆。年近70岁的冼碧莹，个头不高，却十分精干，从她的言谈举止中依然透露出导演特有的风风火火劲。以下是她对笔者讲述的内容。
新中国第一代粤语配音
我出身在广州的一个小康家庭。从小就喜欢看粤剧看电影和唱歌。17岁那年，我在广州培道中学(现在的七中)读高中二年级时，一次学校为募捐演出，华南文工团的同志来看演出，当年的戏剧队队长、著名的电影导演史进发现了我的艺术潜质，动员我参加文工团。
家里开始不同意。多年的战乱，执政党像走马灯似的轮换，他们担心共产党走了，国民党回来怎么办?那可是要杀头的呀!我当时以为参加文工团就是参加了革命，所以不管家里的反对，提了个小藤箱就离开了家。那时实行供给制，衣服、被褥都是发的，虽然每月只有2块零用钱，但是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自己现在革命了，与过去告别了。
没多久，新中国要成立粤语制片组，华南文工团派了两位同志参加粤语制片组，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黎海生。由于当时广州没有电影制片厂，这个粤语组就放在了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父母不想我去上海，其实我也很舍不得离开广州舍不得离开家，但还是咬咬牙去了。
我配制的第一部影片是《钢铁战士》，在电影中我为一个枪上刻着革命到底的小战士配音。当时的录音条件和录音设备都十分简陋，由于摄影棚太大，声音分散，于是我们就在摄影棚里堆放了许多稻草，用稻草吸音，说形象点，其实就是在稻草堆里录音。录音设备也很简单，一只话筒吊在竹竿上，轮到谁了谁就站过去，一边对着影片中人物的口型一边注意感情到位。开始配音时，我特别紧张，每次下来都是一身冷汗。后来才慢慢上路不那么紧张了。
那时侯，我们接到剧本后大家一起研究剧情，分析角色，力争做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讲话的声调和语气都有区别。我和黎海生合作为《龙须沟》配音，他为程疯子配音，我为程疯子的娘子配音。程疯子的娘子对丈夫是又爱又恨又怨又怜，感情十分复杂。当时，我才18岁，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学生，要扮演一个30多岁的劳动妇女，生活差距很大。如何把握好分寸，使人物的声调和语气与角色相符，那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分析角色，一起对台词。配一部电影从看剧本，分析讨论角色，对口型，出感情、录音等，一部戏弄下来一般要一个月左右。这一个多月里大家朝夕相处，比较了解了。也许大家都演得太投入的缘故吧，等戏拍完了，我们还没有从角色里出来，后来渐渐地谁都感到离不开谁了。
我一直比较喜欢成熟的男人，海生比我大14岁。他多才多艺，解放前曾经在香港参加过进步文艺团体，能唱能指挥还当过导演。开始我家人嫌他年纪大，不同意。可是我们在上海，家里要管也管不着，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她的生活是部悲剧?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双胞胎，也会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谈起婚后的生活，冼碧莹沉浸在回忆中。那一切尽管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可是对于她来说，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记得我怀老大时，有天我们一起出街。我粗身大势，走得慢，我真希望这个时候丈夫能主动等等自己，能对自己说几句贴己的话，可是他不但没有等等我，反而走得更快了。一看他这么不懂得体贴人，我就来气了，故意走得更慢。我鼓着一肚子气回到家，他竟然还若无其事地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到家?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这一路上我生的是他的气。
特别是有了孩子后我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了。海生事业心很强，有自己的生活规律，比如，晚饭后拉一会二胡，听听音乐作为休息，以后就开始学习和准备明天的工作了。但是有了孩子后，这一切常规都被打乱了：柴米油盐，尿布屎片，孩子的啼哭吵闹，琐琐碎碎，凌凌乱乱，铺天盖地而来。黎海生觉得家庭影响了自己的工作，不胜厌烦。一次半夜，孩子哭闹，我叫他帮孩子换换尿片，他不耐烦，忍住气给孩子换了尿片后把孩子往床上重重地一搁。这重重地一搁，使我真是又心疼又生气，终于忍无可忍的我火山般爆发了，我们争吵了起来，后来我冲出家门跑了出去。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沿着黄浦江走了一夜，哭了一夜，也想了一夜。我早就觉得丈夫不像恋爱时那样体贴那样周到那样在乎自己了。疙疙瘩瘩，碰碰撞撞已成了我们的家常饭。我越想觉得自己委屈，后来我下决心和他摊牌，如果爱情已经消失了的话，倒不如分手的好。
经过一番开诚布公的交谈，我才明白他不是不爱我了，而是不知道该怎样去爱，很多的事大家没有想到一起。难怪人们常说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不同的。从此我就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凡是希望丈夫做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讲。
他们的关系调整好了，成了在事业上比翼齐飞的恩爱夫妻。 1957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成立，冼碧莹和黎海生先后调回广州。当时提倡文艺工作者体验生活，黎海生下放农村体验生活和参加劳动锻炼。在农村劳动时因皮肤感染而导致肾炎。
调回广州后，他们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南海潮》，黎海生是副导演，冼碧莹是场记。《南海潮》拍到后期，黎海生病重住院。领导知道他病情加重，快不成了，尽量安排时间让冼碧莹去陪伴丈夫。“我永远忘不了丈夫去世前夕的景象，那天海生从昏迷中苏醒了，他精神显得很好。用一种充满柔情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我，突然抓着我的手，喃喃地说，我病好后一定要好好地待你，一定要好好待你。”
“去世前一天，我见他气色不错，现在想起可能那是回光返照吧，我们当时都以为是病情好转了。那晚他睡了，护士也劝我回去休息一会。我离开医院时是深夜2点。第二天上午我先回厂补戏。中午拿着厂里为照顾病人配给的半斤猪肉回家请母亲煲汤，下午我提着肉汤送到医院，万万没想到海生已经走了，而且是永远地走了。一切来得这么突然，突然得叫人无法相信。我清楚地记得，昨天他还很精神，还在说以后会好好地照顾我和孩子的话，他怎么一下子就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有来得及打。
黎海生因尿毒症去世，那是1961年，当时冼碧莹仅仅28岁。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女人，将要带着三个豆芽般大的孩子，那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了!
悲剧的主角不是她
“我们的社会是个不沉的湖”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普通话配音组的同事发来的唁电。这句话是苏联著名电影《收获》里女主人公的台词。他们用这句名言安慰她，生活在这个社会，周围有很多朋友会帮助你的，不用担心自己会沉沦下去。他们鼓励她要勇敢地面对生活，勇敢地面对未来。
“追悼会后，我哭累了，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桌上的纸都写满限“怎么办，怎么办"的字样，原来陪伴我的朋友一夜没有合眼，为我今后的日子冥思苦想了一整夜。我的心被触动了，我知道同志们都在关心我，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丈夫死后的第二天，冼碧莹就上班了，大家都劝她在家多休息两天，她拒绝了领导的照顾和同志们的关心，因为她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只有在忙碌的工作中才能被冲淡。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这时组织上培养她往导演方面发展，她拍戏之余还去电台讲粤语故事。她对语言艺术有很高的造诣，可以模仿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性格人物的声音，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动人。她讲过《青春之歌》、《红楼梦》、《芙蓉镇》、《绿卡》、《谁怜落日》、《洒金笺》、《今晨无泪》等几十部小说。那时侯，一到中午，工厂商店，大街小巷的收音机里播放着她讲的故事，人们端着饭碗边吃边听，听到入神时常常忘了扒饭。后来竟然有些朋友向冼碧莹“投诉”，孩子听她讲‘古’，听得不肯扒饭。
事业给了她精神上的寄托，她又风风火火、快快乐乐地生活，不知情的人感觉不到她是个死了丈夫、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女人。一次，著名导演陶金拍一部电影，小冼当他的助理，小冼风风火火的泼辣劲给淘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小冼，你哪是广东人呀，完全是个蒙古人嘛。以后就叫你小老虎吧!
冼碧莹从丧夫之痛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把自己的全部爱奉献给了事业奉献给了孩子，她觉得自己是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丈夫去世那年，大女儿才7岁，刚上小学，老二6岁，还在幼儿园，小的只有3岁。一次下班迟了，我牵挂着家里没人照顾的孩子，急急忙忙往家赶。到家时老远看见邻居的小伙子正笨拙地抱着用军大衣裹着的光屁股的小三，小三的脸上还挂着两行鼻涕和眼泪，半个身子从军大衣里滑出来。我顾不上抱小的，又冲进屋找两个大的。天哪，床上没人，桌上一堆吃剩的果皮。而两个孩子却不知去向。这时候，天已渐黑，我真是心急如焚，扭身又冲出家门，一路上边跑边问人，终于在汽车站附近找到了两个孩子。
那时工作很忙，一部戏接着一部戏。我顾不上孩子，只好请母亲帮忙。当时珠影厂是广州的西伯利亚，汽车不通，母亲住在下九路，那边还有家需要她照顾，她常常为了照顾孙女两头奔跑，要转几次车，很辛苦。
“丈夫去世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折断了。一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我一个人的收入支撑。每月90元的工资养活4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紧巴巴的也过得呀。好在孩子们都很懂事，懂得体谅母亲的艰辛，在生活上没有更多的要求。老大上了高中，身上还没有一分零用钱。每天上学都是走两站路。老三穿的都是姐姐的旧衣服。有一次过年，小三见同学们都穿新衣服，就说妈妈能不能给我也买一件新衣服呀?当时我鼻子一酸，搂着小女儿，半天也没有讲出话来。哪个女孩子不爱美?何况小三从小都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呀。这个要求实在是不过分，可……懂事的姐姐赶紧把妹妹拉出去玩了。从此小三再也没有吵闹过着要穿新衣服。但是对女儿的那份歉疚感并没有因此减轻，它一直像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平常还好办，最难的是三个孩子的学费。三个孩子都上学了，每学期的学费是一大笔钱，幸亏当时单位有储金会，经济上有困难的人可以向储金会借钱，尔后每月从工资里扣还。这个储金会帮助我们家迈过了学费这道坎。后来，上山下乡回城的二女儿想出国留学，出国的钱也都是我向同事朋友东凑西借的。现在，女儿在美国成家立业了，我也在美国定居。另外两个女儿也都事业有成。可是，每当我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总是感叹到人活在社会上是离不开朋友，离不开亲人的。亲情、友情是人生活的动力和支撑点。”
冼碧莹深有感触地说，这个社会有股不让你沉下去的力量，周围有许多帮助你的人，是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浓浓的亲情和友情，有了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才使这个社会成为一个不沉的湖。她说，我经常想如果在另一个社会我这么一个单身的女人能够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走过来么?
割舍不了的情和义
如今冼碧莹已经70岁了，但是她的样子她的心态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她自称养生之道是心境要年轻，她说心境年轻了，人就会年轻。在她的言谈举止里，依然透露出女导演的那股风风火火劲。
在60年代，羊城晚报一位女记者曾经采访过她，采访后两个女人一起聊天，谈到个人问题时，她随意地说了句，如果哪个男人爱我，首先要爱我的三个孩子。没有想到她们的这番闲聊也被记者写进了文章。结果求婚信像雪花般从全国飘来。封封信上都说“我爱你，也爱你的三个孩子”。她笑着说，可惜呀，干导演这行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戏，一部紧接一部，没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问题。
冼碧莹至今还是单身一人，笔者问她，对自己当年的付出没有感到过后悔?她说，我的爱早已经全部奉献给了我的孩子们了。我爱我的亲人和朋友，我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很充实很幸福。
冼碧莹每年总要千里迢迢回来探望在广州的老母亲和妹妹以及那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伙伴和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她说她最重视的就是这份割舍不了的情意。有了情谊，生活才变得有意义，变得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