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傲的贵族谢灵运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狂放自由的时代，特有的文化氛围，特有的思想追求，最终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谢灵运就是这一时期众多狂士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富贵的生活、不羁的性格、悲剧性的结局，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宦途僇人
谢灵运(385-433)出身于东晋煊赫一时的大士族家庭。他的祖父谢玄因在淝水战役中击败前秦苻坚而为谢氏一族增添了荣耀，他的曾外祖父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王羲之。谢灵运的父亲很普通而且死得早，因此天性颖悟的谢灵运出生时，谢玄觉得这个孙子是上天赐给谢家的“补偿”。为了培养谢灵运成才，谢家把幼年的他寄养到一位学问渊博的亲族家里，使他自幼便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谢氏族人都称呼他为“谢客”。
因从小就受到渊源家学的熏陶，谢灵运的诗文和书法在当时极具影响。《宋书》载：“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不仅如此，他还擅长书画，《南史》中载：“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
东晋实行门阀制度，王、谢两大家族占据了朝廷高位，世袭罔替。只要是王谢子弟，只要不是太傻太弱智，都可以做大官，享受高级待遇。在权贵豪门之家长大的谢灵运也从小热衷于权势，“自谓才能宜参权要”。
8岁时，谢灵运便在从叔谢混的提携下袭承康乐公，世称谢康乐，食邑三千户。按照正常情况，他的飞黄腾达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纵观谢灵运一生，他的仕途一波三折，最后甚至还为此断送了性命，十足一个仕途僇人。
谢灵运的仕途坎坷，跟他搭错车、站错队有直接的关系。他进入仕途不久，转入抚军将军刘毅帐下，先是担任记室参军，很快迁卫军从事中郎。但是不久，刘毅因跟刘裕的作战失败而自杀，谢灵运的从叔谢混也被作为刘毅的同党赐死。谢灵运被刘裕收编，成了处境尴尬的太尉府咨议参军，不久转为中书侍郎、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之后，前朝爵位都被降低一级，谢灵运也被降为侯爵，食邑由三千户锐减至五百户。少帝刘义符即位后，谢灵运又被起用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这一时期，他又跟爱好文学的广陵王兴趣相投，而跟掌权派徐羡之等关系紧张，因此很快就被远远地打发到永嘉做太守。
综观谢灵运的一生，他的顶头上司、欣赏他的亲属、他的好朋友，如琅邪王大司马司马德文、从叔谢混、庐陵王刘义真，一个个都是倒霉蛋，不要说庇护、擢拔谢灵运，最后都是连自家性命也没能保住。
除此之外，也跟谢灵运的性情有一定的关系。他出身世代簪缨门第，家境巨富，词采华章，难免心高气傲，无法忍受礼法、规矩的约束。史载，谢灵运崇尚自我，张扬个性，曾作诗曰：“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述祖德诗二首》之一)，“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游岭门山》)，“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初去郡》)。并放出狂言：“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五代李瀚《蒙求》)
文帝刘义隆登基后，徐羡之等人被诛杀，文帝对谢灵运相当信任赏识，三道诏令将他召回朝廷，授以秘书监一职，让他负责整理皇家藏书，编撰《晋书》。但是，谢灵运不满足于词臣待遇，对整天游玩宴饮不感兴趣而消极怠工。他经常不去上朝，在家里“穿池植援，种竹树堇”，使唤奴仆属下，不停地从事各种工程劳役，还经常出城游玩，有时候一天就跑一百六七十里，一去就是十天半月以上，对朝廷既不事先报告，也不事后请假。《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一旦没有得到重用，心中难免“常怀愤愤”，动不动要掼冠归去，学古代那些著名的隐士，“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会吟行》)。这种种做派，恐怕很少有统治者能够忍受。
同时，这种愤愤不平的心情，被谢灵运写进诗文之后，很容易得罪权贵和朝廷。有人猜测他的《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就是一个祸因。陈行健《吟窗杂录》指出，池塘生春草，暗讽王泽枯竭，园柳变鸣禽，预言当朝将亡，时代将要更替。《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有言：“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讽刺宋朝开国皇帝刘裕没有文化。
辞官回乡后，谢灵运照样公子哥脾气不减，傲慢得不可一世，这从他跟会稽太守孟顗结怨一事中不难看出。孟频其人，一如他的名字所含意思，是信仰佛教，愿意安静的人。但是，谢灵运却要寻衅讽刺他；“想得道是需要慧根的，你老先生虽然升天在我谢灵运之前，但是成佛肯定是在我谢灵运之后。”这种话很伤人，孟频不可能不计较。谢灵运还曾飞扬跋扈地前后几次向会稽太守孟顫要求划给他几个湖放水造田，均遭拒绝，两人从此结下梁子。
一把宝剑，纹饰瑰丽，锋刃犀利，但却因它的刚性有余韧性不足而容易折断。一个人，纵然文采风流冠绝当时、流芳后世，却也会因为锋芒太露、乖于世俗而弃尸街头。
谢灵运任临川(今江西)内史期间玩忽职守，不理政务，有人上报朝廷。司徒刘义康派人前去拘捕他。谢灵运让属下武装拒捕，结果兵败被捉。文帝爱惜他的才华，不愿意置他于死地，下令降一等治罪，流放广州。谢灵运可能预料到此去广州无望生还，便暗中安排人在三江口劫持囚车。事发之后，最终被诏令于广州当众处死。那一年，他年仅49岁。
富贵闲人
魏晋时期出了不少名人，尤其是文学方面。几百年中，从曹操、曹丕、曹植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再到左思、鲍照、陶渊明等人，都是大文豪。但由于门阀制度的禁锢和炼丹、谈玄、品评人物等消极风气的影响，那个时代真正活得真实、浪漫的，却似乎只有谢灵运一人。
谢灵运出生的时候，谢氏家族已经在江浙一带扎下了深厚的根基，每一支都拥有大量的田产、宅院，僮仆成千上百。谢灵运这一支，因为祖父的余荫，家业丰厚，奴仆佣人不计其数，门生食客也有好几百。用《红楼梦》里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两句话来形容谢灵运家的生活，大约不能算是夸张。
这样一位公子哥，生活自然是极尽奢华的。史书记载谢灵运“车服鲜丽”，每次出门都前呼后拥，有很多人伺候，即便是上下车子，也有人紧随左右。当时京城有民谣专门描述他乘车的情形：“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若是出门游山玩水，就更加兴师动众，因为谢灵运不习惯走古道旧径，而喜欢另辟他途。
有一次，谢灵运带领好几百人从家乡始宁(今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南山出发，舍弃故道旧径，另辟他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上伐木开径，一直开到了临海县。临海太守王琇听到手下报告，开始时以为是强盗山贼，相当害怕，后来弄清楚是谢灵运，这才放了心。见到王琇之后，谢灵运邀请王琇跟他一起继续前进，王琇不肯。谢灵运便作诗嘲讽他，其中有“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之句，意思是，你这个当地官僚害怕山岭险峻，我这个旅游者却把翻山越岭看作寻常之事，如履平地。
但更为出格，也更不为外人接受的却是他原生态的赤身裸背。公元423年，时年38岁的谢灵运自童年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到故乡始宁居住，此前，谢灵运已在永嘉任过一年太守，由于“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朝廷准许他还乡三年，他当即买了条小船，一刻不停地登船启程，回到故乡，他觉得自己是鸟儿人林，鱼儿归海，自由自在，尽可以放纵为娱，幽居为美，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如果遇上好天气，好季节，他一概去除衣衫，连呼带喊，裸行于山水之间。
由于身心和精神上的极度放松，这期间，谢灵运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不仅写出了著名：的《山居赋》、《会吟行》、《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伤民赋》、《逸民赋》等，还有许多佛道思想的文章，如《与庐陵王义真笺》、《维摩诘经》等，对后世影响深远，开启了中国山水诗新的诗风。
谢灵运的裸，也在这期间声名大振。方圆几百里，说到他的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常有人以他的裸来爆料当朝纲纪的腐朽。随着谢“裸体而行”声名远播，当时在会稽(今绍兴)担任太守的孟顦大为恼火，认为这等有伤风化的事情，是谢有意让他难堪。他当即派人送了封信去责问谢灵运，说裸已经是很不应该了，何况还裸着身子大呼小叫，扰乱乡民。这样做对他孟顥没有什么，对谢自己实在是有失身份，辱没名望，希望谢能珍惜自己。谢灵运看罢书信，勃然大怒，居然对送信人说；“我裸的是自己的身子，叫的也是自己的身子，与你们何干?”
患得患失的诗人
诗人总是敏感的，谢灵运当然也不例外，稍有挫折，便千忧百虑涌上心头，泄于笔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敏感的谢灵运，即使是流连在他至爱的山水之间，往往也不能感到真正的快乐，他常常会流露出孤独的忧伤：“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
有人在分析后两句诗歌时指出，谢灵运不如苏东坡，他在看到美妙景物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与他一起陶醉的友人，而苏东坡有张怀民。《记承天寺夜游》中叙述，某一个仲夏月夜，苏东坡因为受到人户月色的引诱，出门散步，“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子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不用说，那感觉不错，因为苏东坡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谢灵运当然也有几位不错的朋友，从秘书监任上解职回乡那一回，他跟堂弟谢惠连、何长卿、荀雍、羊璇之四位朋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不难想象，那一段时间，他是快活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谢灵运发现山水胜景的时候，这些人都是不在身边的，在他身边的是那些干体力活的仆人以及门生，他们无法理解谢灵运内心的忧伤与愉悦，无法跟他产生共鸣。孤独到心中郁闷没有办法排遣的时候，谢灵运就只有借抚琴宣泄一下心中的苦恼，“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谢灵运最推崇的前代诗人是陈思王曹植，有人据此立论说谢灵运与曹植的关系堪称前世今生，其实，跟谢灵运性情、遭遇相似的不止曹植一人。谢灵运有一首《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写了三国曹魏时期八位诗人，除去《魏太子》一篇无小序之外，其他七篇均有三言两语的小序。这些小序概括了这些诗人的一生遭际与诗歌特点，与他自己颇有几分相似、相通之处。从那些文字可以看到，谢灵运的命运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封建皇权时代失意士子的一个缩影。
正如毛泽东所说，谢灵运晚节造反。谢灵运在临川被捕之际，一定预感到自己生命即将终结，因此通过《临川被收》一诗道出了深藏心底的秘密：他无法真正忘怀晋朝，他对刘宋王朝是怀有仇恨的。或许，这是谢灵运之所以一生郁闷的最大症结。他在广州临刑时所说的“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临终诗》)则是同样意思的另一种表达：为自己没有彻底离开刘宋朝廷、隐居山泽终其一生而深感遗憾。
谢灵运不需要通过做官谋取养家活口之资，他是把仕途当作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成败得失都会影响他的心情。晋宋之际，这个舞台是一个变化莫测、险象环生、刀光剑影的是非之地，它犹如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谢灵运没有陶渊明潇洒，他无法彻底离开这个舞台，摆脱这个舞台可能给他造成的种种烦恼。因此，他的患得患失就比陶渊明多。
逃不出的山水
谢灵运死后1500多年的今天，伴随他一生的是非恩怨，他仕途的顺逆成败，对我们来说，都不复重要。我们最关心的是他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山水情怀与艺术成就。
晋宋易代之际，人们的思想、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著名文论家刘勰所说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以及沈德潜所说的：“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魏晋名士的玄言诗风开始被宋齐兴起的山水审美所代替，毫无疑问，谢灵运就是这一变革大潮的弄潮儿，是那个时代山水诗写得最好的人。
钟嵘《诗品》把他的诗评为“上品”，认为他兴高才多，风格繁富，指出他的作品具有“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的优点，称赞他的作品犹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沙尘”，品质高洁。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也都对他仰慕有加，李白推崇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歌风格，来源于前人对谢灵运诗歌品格的评语；杜甫羡慕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才华，希望自己能写出他们那样的作品：“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愈在列数前代诗歌成就时，大赞道：“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荐士》)，白居易赞美友人诗写得好，是“动笔诗传鲍谢风”(《寄李蕲州》)。
谢灵运对山水的感情，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山水在他眼里、笔下，“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白居易)，千姿百态，动静咸宜，不但可以悦目，而且可以赏心、安心、静心。这对今天生活在摩肩接踵、喧嚣嘈杂世界里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想象的桃花源，虽不能至，却无妨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