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一个点燃精神之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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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陕西榆林地区清涧县的一个偏远山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诞生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个新生命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日后的辉煌。就这样，路遥来了，他安静地走来，世界安静地接受了他，仅此而已。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仅仅两个月，整个中国大地都处在百废待兴的困境之中。陕北，这块光荣而贫瘠的土地，境况可能比其他地方还要糟糕。贫苦人家的吃饭都成了第一位的问题，一个孩子的缰绳实在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就这样，路遥来了。他安静地走来，世界安静地接受了他，仅此而已。

与苦难相伴，是路遥的命定。二十多年以后，当西安来的一位作家惊讶地发现这个已经显示出文学才华的小伙子临睡前由于没有裤衩而在被窝里脱裤子的时候，感叹的正是路遥的苦难；四十二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在一家普普通通的医院、在一间普普通通的病房里孤独地与病魔搏斗，最终宣告失败的时候，人们眼里涌出泪水，感叹的也是路遥的苦难。苦难，毁灭了路遥，也造就了路遥。我们不难想象这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那天起就开始的苦难人生。

路遥的父亲一字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甚至于一家只有一条被子，贫困生活的经历，给路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到了一九五六年，这个苦难的家庭在贫困的重压下不得不做出选择，把已经七岁的路遥过继给他的伯父。路遥的生身父亲带着他，一路讨饭，从老家榆林地区清涧县来到延安地区延川县的伯父家。起身离开家和在漫漫一百多公里的行程中，父亲始终设有告诉他真相，只是说带他到伯父家去玩两天。到了伯父家，聪明的路遥从人们的神态和言语上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变化。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父亲很早就起来了，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唤醒儿子，对他说他要去赶集，下午就回来，明天咱就一块儿回老家去。路遥点点头，但是他知道父亲是要悄悄溜走。趁家里人不注意，路遥抄近路来到村边一棵老树背后，含着眼泪看着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个包袱，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后来，路遥在谈到当时情景的时候回忆说：“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住牙关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有能力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我没有跟上父亲走。”

路遥留了下来。这不是他的选择，这仍然是一种命定。伯父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也是赤贫如洗，但是他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路遥上学，这对于路遥来说，是比任何事情都让他开心的。这个新家和路遥在清涧县的家相比没有多大的不同，加之上学结识了新的伙伴，多多少少减轻了一些路遥对生身父母的思念。生活，日月，就这样一天天延续着，从春到夏，从秋到冬。

路遥一天天长大了。这个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孩子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转眼到了一九六三年，路遥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伯父实在没有力量再供养路遥上学了，不让他考初中了。但是，一些同学拉着路遥进了考场，路遥想：“不管让不让我上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当时，几千名考生，路遥竟然脱颖而出，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府—延川中学。伯父坚决不让他去上学，为他收拾好用具逼他到山上去砍柴。倔犟的路遥把绳子、砍刀扔到沟里，硬是跑到县城上学去了。那时候，乡下来的学生都从家里带一周吃的干粮，伯父不给他，或者说没有条件给他，他就靠同学们接济，一天一天地把中学读了下来!我们可以从他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看到他当时的生活窘境，看到他在那种可怕的窘境中从不打折扣的高远志向，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这样一个人，必定将在平凡的世界中创造不平凡的人生。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

2

一九六六年，路遥以那个时代纵容的方式演出了一场青春时代的理想主义戏剧。日后，他为这场从某种意义上同样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戏剧付出了沉重代价。正是这种经历和为这种经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使得这个从偏僻山村走来的青年人得以用与父辈不同的方式，或者说用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深刻的方式看社会和人生。我们说路遥比他的同龄人早熟，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更直接进入了生活。这个以社会角色出现在生活中的人，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进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副主任职务。这是一九六八年。

一个十九岁的农村青年，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竟然能够进入县级权力机构并且占据显赫位置，这件事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有意味的：一、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提供给人的不多见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既不说明社会公正，也不说明秩序，恰恰相反，它说明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常态的健康运转的社会，所以，人们得到的这种机会只是转瞬即逝的；二、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事人路遥来说，却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他第一次不是以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获得了审视社会和自己内心世界的新的视角。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审视。理性，不仅仅帮助他观察了生活，使他得以知道那些逝去的岁月的价值，同时也照亮了他未来的人生之旅，他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未来人生的期求。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认识的那个路遥，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东西的话，那么这种独特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时候从他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产生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所有这些东西，所有路遥曾经体验过思索过的东西，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路遥都艺术地讲述给了人们。我们为他的作品所感染，我们的思想、情感被打动，都是因为这个生活过、思考过的人把他认为值得讲述的东西讲述给我们听，而那些东西在我们看来珍贵无比。路遥在写下的文字中，很少直接讲述他的生活，就是在平时的闲聊中，他也很少说到过去。那么，我们怎样断言他的作品讲述的东西和他的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结呢?

路遥是为数不多能够把内心体验直接转化为艺术表现的小说家之一。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他无论何种题材的作品，鲜明地感觉到一个贯穿始终的人。这个人灵魂深处的理性光辉，他对生活的执着信念，他在苦难人生中所保持的自尊自强的精神等等一切构成这个人的内在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反映的都是路遥的生活经历，他在这些经历中的内心体验。这正是小说家路遥要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但是，一九七零年时的路遥还不会讲述，他还要为日后的讲述做必要的艺术上的准备。

这一年，路遥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诗作很稚嫩，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毕竟这是路遥向人们讲述的东西，我们可以认为《车过南京桥》是他的处女作。“路遥”这个笔名从这篇作品开始正式使用。《车过南京桥》在《延安山花》发表后，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杂志也刊载了这首诗。这说明一个情况，用当时的文学水准来衡量，路遥的这篇处女作是引人注目的。

这个时候，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讲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这场政治风暴最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革命委员会”作为权力机关的使命接近完结，作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路遥也退出了社会赋予他的角色，还原为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村青年，重新回到乡下种庄稼，其间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这个经历了社会人生极大震荡的人，已经不是那个初次走进延川中学的胆怯的农村娃了。虽然身在乡下，但是他已经知道，有一个比这个小山村庞大许多的世界在运转，它呼啸着，一日千里，相对来说，这里的生活犹如死水。他不甘心就这样打发自己的一生。他又一次拿起笔来，写他喜爱的诗歌。他不断得到在《延川文化》上发表作品的鼓励，成了在延川县小有名气的人。这种“名气”给他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九七二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在体制内就算是有了一个“身份”，当时他的身份的名称是：农民工。也就在这一年，在诗人曹谷溪努力下，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由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路遥是其中之一。这期间路遥写了很多诗，单是在后来公开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中，就有他的十几首诗作。那些诗作除了以路遥署名之外，还有“两园”、“鲁元”这样的署名。<延安山花》在全国行销几十万册，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人的完善取决于社会的完善，人的精神创造，更有赖于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要求青年路遥在他的诗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路遥当时的这些作品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特色，这个时期仍然是小说家路遥为创作做生活准备的时期。

3

一九七三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在这件事情上，路遥的师长—当时的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后来的延安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申沛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读于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学府，对于穷乡僻壤走来的路遥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他极为珍惜命运提供给他的这次机会。在延安大学期间，路遥得到了学校能够给予的最周到的呵护，使得这个非同一般的年轻人得以静下心来读书。

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甚至于钻进阅览室，把建国以来的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终刊号全部翻阅了一遍。路遥以他特有的方式拼命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储藏，与此同时，他也锲而不舍地从事着文学创作。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大学之前，他就不再写诗了，开始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三年七月，《延河》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以这篇小说为标记，路遥向中国文坛走来了。实际上，《优胜红旗》是路遥上大学之前写作完成并在延川县的《山花》发表的。

这一年十月，路遥到西安，参加了《延河》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在这些老作家中，柳青的人格气质和艺术风格，对路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创业史》是路遥奉为经典的中外文学名著之一，在写作《平凡的世界》之时，他已经把这部作品研读了七遍。我们从他最成功的小说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都可以隐隐地感觉到柳青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路遥在延川县在位创作做生活准备的话，他在延安大学的读书生活，就在位创作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这期间，路遥相继发表了《姐姐》、《雪中红梅》、《月夜》等一批出色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关住农村青年的人生际遇，写出了他们的理想与社会现实冲突，表达了他某些方面的生活体验，但是，他感受最为深刻的东西，还没有被有规模地表现出来。

一九七六年八月，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了。经陕西省作家协会争取，路遥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这件事对于路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据此，路遥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文学远征。这时候，他已经不满足写那些不足以表达对人生与社会进行思考的作品，毅然向中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发起了冲击。

4

一九八零年，路遥引人注目地在权威文学杂志《当代》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

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部作品以开始寄给了好几家刊物，都被退了回来。后来《当代》慧眼识珠，尤其是得到老作家秦兆阳的欣赏，得已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这部作品直接受到雨果《九三年》的影响，它的谋篇布局、人物性格设计以至于情节的戏剧化安排，都是雨果式浪漫主义的。从这部作品里，我们得以听到路遥对于他经历过的岁月的讲述，但是讲述的方式我们还不能说是路遥的。从这部作品里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构成路遥作品主要特色的东西，尤其是在艺术上。但是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向更高目标进行攀登的基石。

首先，这部作品的发表使他得到了在中国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机会，获得了某种发展的“条件”；其次，这是他在文学远征初始之时获得的“第一推动”，从此他知道了自己的实力。这样一个基础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至为重要的。路遥非常幸运。一九八一年，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创作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这一年春天，路遥到北京领奖。站在领奖台上，外表平静的路遥内心里滚动着激情。对于他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迫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路遥深知这个时刻对于他何等重要。

《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给路遥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自信，由此，他知道他可以做那件一直急切想做的大事了—创作《人生》。他背上简单的行囊，坐上长途公共汽车，一头扎进了甘泉县招待所，就像饥饿了的人扑到食物上那样扑到稿纸上，开始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为了构思这部作品，路遥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的准备。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就开始尝试着进入创作。他为这部重要的作品取名为《你得到了什么?》。在当时，毫无疑问，路遥是可以把它写出来的。但是，他知道这部作品对于他太重要了，他又不忍心轻易把它写出来。他曾经把已经写出来的东西撕掉。他像宗教教徒一样虔诚地等着他可以把它写出来的那一时刻的来临……这一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不到三十二岁的路遥以顽强的毅力，用二十一个昼夜创作完成了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

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文学征战—“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招待所转圈圈……”这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当他背着沉甸甸的稿件来到延安的时候，脸上掩饰不住做成一件大事的兴奋之情。 他在朋友中间评价这部还没有发表的作品时说：“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失败。”正如我们看到的，他获得的是巨大的成功。

他把稿件寄给了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型期刊《收获》，《收获》如获至宝，马上安排版面，在第三期显著位置发表了《人生》。创作者和发表者的勇气都是令人钦佩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生》反映的人生和社会的主题，还不是没有风险的。《人生》第一次把当时条件下青年人的发展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人们面前，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反映了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对社会丑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普通人表现出来的道德力量给予由衷的赞美。

《人生》用纯熟的现实主义的方式艺术地表现了路遥对生活的见解，从高加林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路遥性格一切方面的特点。这是一个在社会生活潮流中顽强寻找自己位置的路遥，一个不断同命运抗争的路遥，一个在灵魂深处不断进行搏斗的路遥。《人生》对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和对人物思想性格的塑造之所以比同时期其他作品更为深刻和生动，说明路遥的小说艺术在经历了前期小说创作实践之后，表现功力显著提高，具有一种超凡的品格，同时也说明，只有在这部作品中，路遥才真正向我们讲述了他长久以来一直想对我们讲述的东西。有了这两点，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我们有了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路遥，一贯能够在灵魂上指引我们的人。

在当时，无论从哪方面说，《人生》都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面。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人生》成了一个标志，说明着被解放了的中国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辉煌。《人生》轰动了中国文坛，它带着生活的芳香从文坛走进知识界，走进大学校园，走进工厂和农村，走进千千万万读者心中。 从小说到路遥亲自担任编剧的电影甚至于多种形式的戏剧，《人生》家喻户晓。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人生》的巨大成功给路遥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快乐和冲击。路遥回忆说：“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面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了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文学问题生活问题之外，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秘的导师……”

路遥，一个给人们奉献了这样一部杰作的人，有理由得到人们利用个中形式表达的敬重。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人生》获得《当代》中篇小说奖，不久又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小说家路遥是清醒的，他说：“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他内心非常清楚：“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的生活必须结束。”这意味着他必须从《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

《人生》发表之后，路遥又接连写作了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上继续挖掘当代青年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中的心理历程。在这里，我要特别说到路遥自己也非常珍爱的优秀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作于一九八零年冬到一九八一年冬，而《人生》则“一九八一年夏初稿与陕北甘泉，秋改于西安、咸阳，冬天再改于北京”，也就是说，一九八一年夏天开始写作《人生》的时候，《在困难的日子里》已经写作了半年多的时间，他是放下《在困难的日子里》，突击完成《人生》的写作的。所以，尽管《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作在前，却发表在《人生》之后。

我始终认为，《在困难的日子里》展现的深厚的文学功底，可以使它当之无愧站在中国当代最优秀中篇小说的位置上。如果这部作品发表在《人生》之前，相信一定会赢得理论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赞扬，也一定会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的殊荣。可惜，《人生》耀眼的光亮遮没了它，人们陶醉于对《人生》的赞美之中，无暇顾及这部优秀的作品，结果，《在困难的日子里》没有引起理论界和读者的足够注意。今天我们再来看《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会为这部二十多年前面世的作品表现出的崇高的艺术气质、成熟的思想情感力量和理想主义光辉感到惊异。现在出现在我们视野之内的所谓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成熟和真正打动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读一读《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至少会在心理上得到这样的慰籍：我们的文学也曾经不这样低俗和平庸。路遥多次和我谈到，《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直接融进了他的生活体验。我们现在读这两部作品，已经不仅仅是对艺术品的玩味和欣赏，我们与此同时也在读一颗心，在和这颗心对话……而这一切，正是已经故去的路遥真正要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

5

一九八二年，路遥脱离开《延河》编辑部，开始专业创作，这使他可以比较

从容地安排自己的文学劳动。从上大学开始，路遥就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中外文学名著，不断从前人的创作中汲取着营养。在谈到他喜欢的作家作品时，路遥曾经开列这样一个名单：《红楼梦》、鲁迅的全部作品、柳青的《创业史》、泰戈尔的《戈拉》，夏绿蒂的《简·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斯基、艾特玛托夫等等。路遥是一个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滋养，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文学品格的作家。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鲜明地感觉到这一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个受到过这样的文学滋养而且写出《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这样优秀篇章的人，自然会给自己的文学劳动提出更高的要求。路遥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样说：“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于是，路遥接着说：“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我此生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当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这个重要的决定，也许来源于路遥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三十五岁的路遥为这部作品的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层开了，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他首先要为这部作品搭建一个舞台，对于路遥来说，无可选择，这个舞台只能是生他养他的贫瘠苍凉、雄沉浑厚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他将调动他的全部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让这部规模宏大的戏剧像《人生》一样深入人心。这是一部被他作为礼物献给他“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的书。他为这本取名为《走向大世界》的长篇巨著设定了基本框架：“三部，六卷，一百万宇。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他为三部书分别取名为《黄土》、《黑金》和《大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凡的世界》，正是这部作品。我们发现，在“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这样一个命题上，出色地体现了路遥的意图；我们还发现，如果我们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分别冠以《黄土》、《黑金》、<大世界)的篇名，是极为贴切的。这说明，无论创作过程多么艰辛，这个艰辛的过程多么漫长，路遥的文学信念，他对这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内在要求，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准备工作漫长而有序。为了唤起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全新把握，路遥潜心阅读了一百多部多卷体长篇小说，这些书有的是重读，有的是新读。他分析作品的结构，窥探作家的匠心，设计自己所要建构的大厦。除此之外，他还大量阅读了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方面的著名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等方面的专业书籍。那段时间，在路遥的房间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上、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手拿到井进入阅读。一九八五年秋天，路遥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在一个基本上与世隔绝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另一次文学远征。

非常幸运，路遥为我们留下了《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在这部六万多言的随笔中，路遥对创作过程的描述，对创作过程中思想和情感状态的描述，成为我们考证这位作家最重要的材料之源。如果一百年以后有人介绍路遥，也一定会说：“读一读《早晨从中午开始》，那就是路遥。”我现在也这样说。这样，我就可以省略很多叙述。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以后，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读书界，反响不像《人生》那样热烈，究其原因，一是作品仅仅是全书的三分之一，情节还没有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学风潮把人的注意力引到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之中，忽略了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杰作的份量。路遥不为所动，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心沿着既定的路线往前走，又相继写作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整整六年，作家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锻铸了《平凡的世界》。

创造的过程艰苦卓绝，正如路遥所说，写完第二部的时候，他几乎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他进一步描述说：“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次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过去……”这是他无节制地拼命工作的结果。病魔阴险地缠上了这个从事伟大工作的人，吃了几十付中药，无济于事。随着《平凡的世界》一天天接近完成，路遥的身体也一天天垮下来。路遥说：“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来，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影。”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刻，体力日见衰竭的路遥为《平凡的世界》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写道：“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八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他第一次在镜子里认真地看了看自己，他竟有些认不出自己了—两鬓有了那样多的白发，脸上的皱纹横七竖八，苍老，憔悴，像是一个老人……路遥泪流满面。他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路遥说：“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然而，这一切很快就得到了报偿。

《平凡的世界》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诵了全书，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将其拍摄成十四集电视连续剧。读者像当年喜爱上《人生》一样喜爱上了这部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的巨著，有真知灼见的评论家认识到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纷纷撰文给以高度评价。在当代文学中，《平凡的世界》是为数不多的具备了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之一。它以宏大的文化视野，以中国新时期以来十年间重大历史背景为契机，通过对黄土高原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生存境况的真实描绘，艺术地概括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形态。

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在四年一度的全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奖中，《平凡的世界》在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间发表的七百多篇长篇小说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以榜首位置赢得了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奖项。路遥代表获奖者发言。他说：“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这句话，既可以破译路遥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支撑点，又可以破译人民的优秀儿子路遥本身。路遥引用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沉……”这是人民艺术家共有的品格。路遥以诚实的劳动创造出了应当属于他的辉煌。

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二年，路遥处在创作休整期。一方面要恢复一下严重透支的体力，另一方面，也好对创作进行一番思考。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诸多提问，路遥决定就《平凡的世界》创作问题写一篇随笔，这就是后来面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这部六万言的著作确切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九一年初冬到一九九二年初春。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看作路遥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创作遗产。在这部作品中，路遥不但以传神之笔记录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全过程，尤其可贵的是，他用大量的心理剖白表述了他对社会、人生、艺术的深层思考，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完整地了解路遥的钥匙。而这部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的作品之一。

6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西安—延安的火车正式开通了。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清晨，与陕北割舍不开的路遥孤身一人离开他在西安的家，来到西安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火车。这时候的路遥早已重病缠身。或许冥冥之中有一种招引，他来自陕北，现在又向陕北归去。这里是他的故乡。“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深情地慨叹道，“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溶为一体，也是人最后的夙愿。”路遥一到延安就病例了，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医生使用了各种方法治疗路遥的肝病，但却无法逆转，病情总是时好时坏，不见痊愈。进入九月，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必须把路遥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医院去，但是，路遥不同意，他认准了陕北任何一块土地都是他最好的归宿，执意不愿离开。然而，一天天加重的病情，事情已经别无选择，路遥也终于同意转院。

一九九二年九月五日，是路遥离开延安的日子。这天早晨，闻讯赶来的亲朋好友和热爱着他的人来为他送行，早早就等在医院的门口。路遥已经虚弱得不能单独行走，可是他硬是不让人搀扶，他不想让人看到被病魔击倒了的路遥。但是他刚刚迈出步子，身体就晃动起来。一些与路遥交往多年的朋友，看到他身上的活力荡然无存，不禁暗自流下了眼泪。所有在场的人都在为他企盼命运之神的垂青。路遥举着微微颤动的手，轻轻挥动着—这位陕北人民的好儿子已经意识到，他可能要永久地离开他热爱的这片热土了，永久地离开创造他生命并包容他一切不幸与苦难的故乡了。

当天下午十八时三十分，火车到达西安。十九时三十分，路遥入住西安西京医院。随后又是两个多月与死神的激烈抗争。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时，路遥开始在病床上痛苦地抽搐和呻吟，弥漫在整个肉体的疼痛使他缩成一团。看护着他的弟弟束手无策，赶忙喊来医生。医生赶来时，路遥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这是肝病晚期的最终症状—消化道出血。虽经全力抢救，仍没有阻止死神的脚步—路遥的血压一路下滑，直至为零。弥留之际，这个志向高远的苦孩子嘴里呻吟着的最后话语是：“爸爸最好……妈妈……最亲……”八点二十分，路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医生仍不甘心，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他，想让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但是，人的愿望，哪怕是百万、千万人的愿望，也是不能阻挡死神的脚步的。九点三十五分，医院宣布：路遥走了。路遥走的这一天，里他生命的第四十三个念头还差十六天。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格外阴冷。在西安三兆公墓，陕西省各界人士胸前佩戴着白色小花向路遥做最后的诀别。路遥静卧在花丛中。这个与苦难相伴、劳累一生的人，现在才有了小憩的时间。来向他告别的有他的亲友，更多的是他并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因为他的劳动而敬重他，热爱他。当哀痛的哭声响起来的时候，路遥，你听到人们对于你的呼唤了吗?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用浑厚的嗓音致悼词，这位著名作家沉痛地说：“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殒落了；一颗头颅中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他接着说：“路遥短暂的人生历程中，躁动着炽热的追求光明追求健全社会的愿望，他没有一味地沉默也不屑于呻吟，只是挤在同代人中间而又高瞻于他们之上，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揭示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青春男女的心灵的期待，因此而获得了无以数计的青春男女的欢呼和信任，他走进了他们心中。”

路遥的去世在古城西安，在他的家乡延安、榆林引起了悲痛的哀潮，这种哀潮波及到了北京、上海……当时的报刊在报道路遥的死讯时都用上了“惊愕”与“衰恸”的词句。

就这样，路遥走了。从此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可怕的缺失，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没有路遥的世界，于我们相思相守的是他既往的作品，我们不能再对这个逝去的人做创造的期待了。路遥走了。他走得很痛苦，就像乡间的孩子，不想去，又不得不去，他只好收拾起简单的行囊，眼睛里噙在泪水，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个说不上多么好，却让他极为留恋的家，上路了。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一个生物体的死亡就是终了，是结束，关于这个生物体的一切描述只能是既往的，无法越过死亡这个门槛。但是，人把自己从生物体中开列了出来，不认为死亡是科学意义上的终了，是人的生命的结束。相反，人认为死亡不过是生命形式的一次转换，就像陕北人说的那样，死亡是上山—那个人离开家，上山走了。于是，我们据此就可以认为那个人还活着，还在做着事情，尽管我们对于他做的那些事情已经不可避免有了了解上的困难。

路遥去世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在谈论路遥的时候，经常使用这样的语句：“路遥地下有知……”“路遥会为此感到欣慰……”就是因为我们不认为他真的死了，我们都认为他还活着，还在和我们一起看眼前这个世界，还在和我们一起赞扬和诅咒着某些东西……因为这个远行的人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留给了我们，我们藉着《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和这位亡者做某种形式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永生的。这个从中国北部最贫穷的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以他的精神，以他诚实的劳动，以他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无限热爱，在无中找到了有，在终结中找到了开始，在死亡中找到了永生。

(200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