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和他的1919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病逝，享年98岁。他生于1888年，比他小19岁的美国人费正清在顾死后第二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伟大的中国革命》。那时候，费正清也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作为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这本晚年写就的著作，不仅为了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也是费正清在总结自己的一生。
在我读过的汉学家的著作中，很少有哪本书的开头像《伟大的中国革命》那样，既阔大，又惆怅。费正清在书中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我们怎样来看清这个有10亿人民的中国的形象呢?把一张中国地图蒙在美国地图上面，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入太平洋中，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诸州在过去的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漠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我们是一大差距。
第二个差距是比较微妙的——那就是中国在同一个地方的延续性。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又转到北京。中国4000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比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建筑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刻尔山上，汉尼拔跨过了阿勒格尼河，凯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着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换句话说，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然。
费正清在他的书里提出一个疑问：现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
一本书是否具有洞悉真相的眼光，主要取决于其中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作者给出的答案。在那本薄薄的著作里，费正清提了太多的问题。比如这个：
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
他说，“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
折磨顾维钧一生的两个问题
他说得没错。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背负着这两个疑问开始的。顾维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属于费正清所言的“爱国者”之一——在他长寿的一生中，始终被这两个问题所折磨。无数中国人都被这两个问题所折磨，而他们的努力曾经展开过一个壮阔而苦难的世纪。
顾维钧的一生跌宕起伏而多姿，可以说是传记作家的绝佳材料。这个上海洋行买办的儿子，从小表现出极高的天资，尽管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受到母亲的特殊宠爱，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在上海生活多年，母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兴办的教会学校，以英语教育著称。圣约翰大学坐落在上海苏州河的一个弯道上，校长卜舫济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弯道的顶端，从优美的殖民风格的建筑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黑色的苏州河水——这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标志性景观。卜舫济是一个性格严厉的传教士，力图把圣约翰大学打造成中国领袖人物的摇篮，他的宏图大略虽然没能够变成现实，但这所学校也的确为中国输送过不少人才。除了顾维钧，还可以举出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严家淦和贝聿铭等许多的名字——他们都是历史天空中最亮的那些星座，每个人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若干中国现代史的线索。在这些杰出校友当中，顾维钧最早得到国际性声誉，因为他的名字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
然而，作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顾维钧一生的故事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完整的悲剧。这个悲剧这和他个人的天资与际遇无关，实际上，很少有人的职业起点能超过顾维钧。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顾维钧来说，他的才华和风度，蕴藏在一张清秀的、南方人的脸庞背后的人格魅力，足以使他成为传奇。可惜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1912年的3月，他刚满24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4月，他回到中国，登上政坛，出任哥大校友、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秘书，唐绍仪随后又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安排他作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几个月后，他又兼任了外交部的秘书一职。民初政治的波涛诡谲很快就给年轻的顾维钧上了一课。他回国只有半年时间，他的政治保护人唐绍仪就因为府院之争辞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按照惯例，也出于感情，他觉得自己必须与唐绍仪共进退，于是辞职到天津去追随唐绍仪。但后者以老辣的政治经验提醒年轻的顾博士，他只需要辞去在内阁的职务，而完全可以继续以英文秘书的身份，留在袁世凯的身边。但不管怎么说，顾的举止让唐绍仪觉得，这个年轻的海归不但有才华，而且有着罕见的政治上的忠诚。不久之后，他就做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顾维钧。
顾维钧在袁世凯身边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外交生涯。他有幸置身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两次战争不仅给野心勃勃的将军们提供了历史舞台，也让外交家有机会在密室和国际会场之中掌握历史的脉搏，其中最幸运的少数人得以改变历史的走向。1918年顾维钧代表中国参与筹建国联，27年之后，又参与筹建联合国。仅仅从个人职业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经历是值得羡慕的：两次代表战胜国政府，参加战后会议，与列强规划战后世界的秩序。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皮相之见。
巴黎和会上个人的成功
史书记在，1918年1月28日上午，巴黎和会最高权力机构“十人委员会”讨论山东问题。
顾维钧代表中国首先发言。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发表长篇演说。他克服了紧张情绪，“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谈”，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
他驳斥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要求。演说如此成功，美国国务卿蓝辛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说：“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但后来的历史人所尽知。和中国在巴黎遭遇的巨大屈辱相比，顾维钧个人的成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被日本接管了，而后者的野心还远不止山东一地。外交失败引发了学生运动，5月4日这一天，愤怒的学生放火烧毁了外交总长的住宅，痛打了中国驻日本公使。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商人、工人和普通市民都支持学生。一开始，政府试图控制局面，他们陆续抓捕了一些较为激进的学生，但当罢工和罢市的浪潮从上海席卷到北京的时候，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又不得不把所有关押的学生礼送出狱。
出狱的学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他们以非暴力的政治抗议迫使政府让步，其成就在学运史上空前绝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顾维钧著名的哥大校友胡适有一个学生，名叫罗家伦，当时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罗家伦将这一年的学生运动称作“五四运动”，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将这一天定为中国现代的开端。
没有人注意到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的惨淡心情。6月28日，当法国的凡尔赛敲响巴黎和会的闭幕钟声时，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费正清晚年提出的疑问纠缠在顾维钧的心头。谈判代表们用这种悲壮的做法表示对倚强凌弱的现实的抗议。他们随后集体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过于理想化的职业伦理
照片是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后在华盛顿照的。他还不到30岁，风度翩翩，有一张微黑的圆脸，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梳去。作为华盛顿外交界里最年轻的外交家，顾维钧有一位英语流利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但他的照片给人的感觉是他就要被那身沉重的礼服压垮了。
顾维钧小心翼翼使自己避免卷入到国内的政治争端中去。在袁世凯当政的年代，他曾拒绝与中国同事就帝制与共和的优劣进行讨论。
但他的工作很难让他置身事外。早在1915年，作为外交部秘书参与中日“二十一条”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感到过深深的无奈。那一次，他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逐一泄露给英美等国的媒体，利用西方来制约日本的野心，行事不可谓不精明巧妙，但结局只是使他蒙受国家和个人的双重耻辱。他任驻美公使期间的任务之一是借款，当这些贷款输入到帝制运动中去之后，他的立场受到了质疑。人们怀疑他是帝制的支持者。这让他感到沮丧。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希望将政见之争留在国内，但他的职业伦理过于理想化，以至于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原谅。
他一生出使多国，6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国务总理，始终在政治的最中心浮沉。他得到的回报是被称作“民国第一外交家”，付出的代价包括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1948年又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
外交家所能遭遇的最大悲剧
什么是外交家所能遭遇的最大悲剧?他所代表的政府覆灭之后，新政府宣布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唯一堪称安慰的是，他是从国际法院副院长任上退休的。作为一个流亡者，人们没有忘记他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法专家的身份。
在顾维钧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常常需要面对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剧烈冲突。冲突的结果常常悲剧性的，其过程如此严酷，以至于这种冲突成了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性格之一。
这种冲突的悲剧几乎一生都尾随着他。1918年的大流感夺去了他妻子的生命。在丧偶的悲痛中，顾维钧试图辞去职务，却被直接派往巴黎参加和会。冲突甚至在顾维钧进入政坛之前就埋下了伏笔。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顾维钧博士学业的是法学院院长、后来出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古德诺，当共和政府向顾维钧发出召唤的时候，顾维钧还没有毕业，对于要不要回国就职十分犹豫。他自己倾向于继续在哥大读书，直到完成学业，但导师古德诺讶然说，我培养你，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在政府任职，为中国服务，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怎么能够舍重就轻呢?顾维钧只来得及把硕士论文《外人在华地位》扩张一些篇幅，通过答辩就匆匆回国去了。这份不成熟的博士论文被唐德刚评价为“不够、不够”，也成了顾维钧的终身遗憾。
人生的路很长，但紧要之处只有几步。个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成就了他们后来的面目。但对顾维钧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个人的志趣还是时势使然，外人往往无从说起。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探索半生，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个人和国家不能两全。另一个失败者孙中山经过痛苦的思索，最后决定建立一个个人绝对服从领袖权威的政党。1921年之后，他的建党事业得到了年轻的共产党的支持。两个合作的政党共同分享了苏联的建党经验，为此后中国的政党政治奠定了基本性格。
也许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顾维钧直到1942年——那一年他54岁，中国和日本的战事正在胶着之中——才加入了国民党。
今年4月下旬，好友陪我重走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的路线。穿过高墙幽深的东交民巷，走过喧闹的东长安街，我们数次迷失在北京崭新高大的建筑群中，每每逡巡良久，90年前那些细窄的胡同才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
中国的现代史应该从何说起?讲述中国的历史如此艰难，丛生的歧路让任何尝试都不得不冒着失败的风险。
那天日朗风清，是北京罕见的好天气。在赵家楼附近的胡同里，我们碰见了从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吴云飞。身材瘦小的吴云飞生于1984年，三天前到达北京的时候，被人偷走了钱、身份证和老乡的联络方式，他带着一个装了几件衣服的小包，想在北京找一份临时工做，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接连被几处小饭馆拒绝了。最后他因为饥饿晕倒在距离赵家楼不远处的马路边上。
我们扶他到赵家楼旁的一家饭馆，给他点了饭菜和饮料，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和90年来的一切似乎毫无关系，又似乎密切相连。看着吴云飞消瘦的脸庞，我想起了顾维钧、胡适、罗家伦和90年来的许许多多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