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贺绿汀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贺绿汀与“四人帮”的交锋，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围攻。

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后，贺绿汀未能幸免被“炮轰”的命运。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

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贺绿汀被囚禁音乐学院期间，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 ”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贺绿汀的三个女儿都被定为“翻案集团黑干将”，受到“隔离审查”……1968年4月7日，次女贺晓秋趁看守她的红卫兵不注意，逃回家中，开煤气自杀，刚刚大学毕业就走上了绝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竟先后波及株连了多个地区的30多人，除逼死1人外，还逼疯1人，致残4人，隔离批斗20多人!

4月25日，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紧锣密鼓准备的批斗“贺绿汀翻案集团”电视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在会上，倔犟的贺绿汀针锋相对地当众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无耻造谣，迫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会后，贺绿汀被毒打一顿，戴上手铐坐牢。

贺绿汀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但他坚强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他每被提审一次，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看管人员打他，他就大声喊：“×××打人喽! ”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而且他还没有屈服。

张春桥曾说过：“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贺绿汀关在少教所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他。可当周恩来总理多次追问贺绿汀的情况时，张春桥却装聋作哑。幸运的是，贺绿汀有个曾是毛泽东的多年同班同学的三哥。正是因为三哥进京面见毛泽东求情，他才于1973年1月24日懵懵懂懂地走出了被关了五年的少教所。当得知心爱的次女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受尽无数折磨也不曾落泪的贺绿汀顿时放声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