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与汪琬 叶燮的诗论主张
山南慕北 2018-02-07
叶燮
叶燮与汪琬
汪琬与叶燮，各有所长，论搞文学创作；叶不如汪，论搞文艺理论，汪不如叶。两人“骂架”，当然属于搞理论的事情了，所以，这种论争，叶燮占了上风，叶燮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来，逐字逐句“捉虫子”，一行一段“找岔子”，从错别字到病句，从知识引用到逻辑推理，从文章做法到立论根据，一一给批驳，全方位给挑刺，又从整体上做了一个“文学批评概论”，专门形成了一本书，叫做《汪文指谬》，把汪琬端上台面抛到桌面来“斗垮斗臭”，出其大丑。
汪叶这两个文坛学界重量级人物的论争，在大清一代，热闹有余，瘴气也有余，除了各自指陈知识性硬伤之外，其它方面更多的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甚而在某些方面，两人的观点本来一致，但为了不屑与对方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类同于“电视辩论”。当然，两人在论争中也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叶燮，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一种治学成果。
但是，叶燮把这成果给自毁了。汪琬死后，叶燮把那本《汪文指谬》收拢来，一把火给点着了，其弟子甚是不解，叶燮说：“吾向不满汪氏文，亦为其名太高，意气太盛，故麻列其失，非为汪氏学竟谬戾于圣人也。今汪殁，吾少一诤友矣。”叶燮怨怪汪氏多意气，其实也是自责的，他并不把汪琬当诋毁自己人格的对手，而是把他当砥砺自己思想的推手。
文人相轻，是个老毛病了，许多文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冲突，也不是其“学谬戾于圣人”，只是见不得“其名太高”，所以也就常常意气太盛，互相谩骂，到死都不相往来，一见其死，或者遭难，就欢欣雀跃，幸灾乐祸。汪叶之争，不能说他俩没染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他俩还没至于文人相敌。叶燮焚书，谈不上文人的道德高标，却也没触及文人的人格底线，不是文人的好榜样，却也是文人中好样的。
叶燮的诗论主张
源流正变
叶燮认为：“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变之中有不变者在：本于六经之道，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于俗，这些是不能变的。”
法度能事
叶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则自然之法立，诗之能事毕矣”。因而对于格律、声调、起伏、照应之类，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要求神明变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叶燮强调“理”，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
工拙美恶
叶燮提出：“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则工拙定。”但他之所谓“是”，又以“适于道”为最高标准。由此出发，他重质轻文，说体格、声调等等仅是诗的“文”，必有“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故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轻人工，认为“自然之理不论工拙，随在而有，不斧不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对片面追求陈熟或者生新，认为二者均属无本，指出陈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等等“对待之两端”，均“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若能“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不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