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邓演达 章伯钧的晚年遭遇
山南慕北 2018-01-17
章伯钧（最右）
章伯钧邓演达
当章伯钧与邓演达第一次在德国见面时，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悲剧似乎就已经决定了。邓演达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点，全部为章伯钧所接受，他们之间的私交亦十分密切。邓演达善于作鼓动性的演说，讲话时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他从德国一返国，便与章伯钧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继国民党、共产党之后的“第三党”，其主要骨干力量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另一部分是从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第三党从建立那天起，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视为讨厌的“第三者”。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而是邓演达这个人。”加之邓演达在黄埔系将领中颇有威望，蒋介石也很忌恨，遂于同年11月29日下令将邓杀害于南京。
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得知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章伯钧将邓演达生前常戴的一只金表作为婚后最珍贵的礼物，赠给了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女士，他发誓说：“要像寡妇守节那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
邓演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即“前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这一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章伯钧，而且成为章伯钧毕生实践的思想出发点，也是他们共同创建第三党的思想基础。邓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章伯钧被划“右派”的政治主张。邓演达被杀害后，章伯钧一直继承着邓演达的这面旗帜。
章伯钧的晚年生活
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妻子和女儿认为这是他对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倾注了一份心血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到处都在欢呼“一天等于二十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章伯钧对这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处于个人迷信的颠狂状态，章伯钧心情沉重地对女儿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
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单位来抄。最后，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成为“联络站”。他家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至今，这些物品一件也未归还。由于过去章伯钧身兼多职，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着给妻子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
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