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郭沫若是如何因一场火大结怨的？
山南慕北 2017-07-25
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将领，其实与国产党人士多有接触，内战时期也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才会促成和平解放。然而一场大火却让他和郭沫若起了矛盾，郭沫若无论如何都不肯与其和好。
13日凌晨2时，副官王建成叫醒张治中，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原来误传日军已至，军警仓促放火。其实，此时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路。为实行焦土政策，消防局将所有消防车里的水空干，换成汽油，突生大火自然无法灭火，只得任由火势蔓延，越烧越大，烧遍全城。这场大火连续烧了5天5夜。长沙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地面文物几乎荡然无存，死伤更是不计其数。当时长沙人口约30万，加上躲避战乱的外地人一共约50万，可在这场大火中死亡的就多达3万多，包括4千多名本该为国杀敌的官兵。大火共造成10多亿元的经济损失。起火当天，国民政府电报的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深夜，故史称“文夕大火”。
当夜，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在长沙，因转移及时未有大碍。郭沫若也在长沙。他是这么描述这场大火的：“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关于这场长沙大火，作为亲历者，郭沫若下了这么一个结论：“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他又写道：“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行当夜极为艰难地撤出长沙市区）。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长沙大火是张治中一生中最大的恶梦，他很在意外界对他的评价。郭沫若作为新中国的文化旗手，他的看法，张治中就更加在意。可郭沫若非但没有为张治中脱罪，反而有鞭挞之意，张治中自然十分不悦。他于1959年1月7日提笔给郭沫若写信。他写道：“您这种对我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随后，张治中讲出了他所知道的实情，并逐一纠正郭文中的错误。比如：“大火后负责执行责任的人酆悌、徐琨、文重孚三人都被枪毙。您说：‘三个人死的时候都喊冤枉，大骂张文伯（是白不是伯）。’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来的？决没有此事。”再比如：“您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12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最后，张治中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
三天后，郭沫若回信说：“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言下之意，我说得没错，只是你太敏感了。让张治中吃了个软钉子。
张治中心有不甘，再次去信据理力争。他写道：“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这次郭沫若的回复只有短短的三四行字，还尽是些客套话，最后以“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为两人的争执画上了句号。张治中，字文白，连这都写错，郭沫若肯定不是粗心大意。他固执己见，不肯让步，其实另有隐情。
解放后，张治中说他这么做是“特为左翼文化人士开辟了一个租界”。可郭沫若并不领情，文工委的作用和功能完全无法与第三厅相比。于是，两人便产生了隔阂。
《洪波曲》写于1948年，其时郭沫若当然不会为张治中美言。十年后发表时，郭沫若依然余恨未消。张治中知道事出有因，第一次写信给郭沫若时就哀求道：“希望您原谅我，消除过去的芥蒂，让我们和好如初吧！”郭回复说：“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郭沫若之所以说出如此重的话，其实就是告诉张治中咱俩之间属于阶级矛盾，没有调和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