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卓宣
“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是任卓宣一生的概括,他从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转变为国民党“反共”先锋,令人诧异。那么,任卓宣为什么要叛变呢?
任卓宣回忆录 任卓宣著作
著有《胡适批判》、《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之完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底社会基础》、《民生主义真解》、《中国政治问题》等书。
任卓宣叛变真相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
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
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
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