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潮与张学思 郑新潮与皇叔载涛
山南慕北 2017-06-22
郑新潮与载涛等人
郑新潮与张学思
1939年，郑新潮与张学思先后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与座谈，并鼓励团结东北籍爱国青年坚定抗战的信心。由于郑新潮与张学思是同乡，曾在奉天和北平读书，因此，两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相同的语言，便一见如故。
1939年，郑新潮与张学思都是辽宁新民籍，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直属队一起学习生活，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结为好友。每天下午下课后，篮球场上龙腾虎跃，众师生们都会看到张学思与郑新潮两人围着篮球场边走边聊，年复一年的友情，留下了难忘的足迹和相伴的身影，凝塑着两人形影不离的形象。
1940年9月14日，东干队队长张学思告别了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10月初，张学思从晋察冀到延安开会，张学思找到阔别一年多的郑新潮，看到郑正筹备延安黄埔同学会，他对郑说：为了不引人注目，自己编造了别的名字，曾考入了黄埔军校，因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影响和连累，他最后离开了军校。10月4日，延安黄埔同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郑找到张学思，邀请他也前来表示祝贺。
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后，张学思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新潮随延安高级炮校赴东北战场途中，在宣化休整并筹建炮校时，见到张学思，两人相见格外喜悦，在有限的时光述说着无限的感想。张学思说：我很羡慕你，也想做教学工作。
1948年底在辽宁火车站匆忙见到一面，由于郑新潮运兵、带兵，在很短时间述说有限，张学思说：他非常情愿从事教学工作，当前正筹建学校教育工作。由于火车要启动，便匆忙离去告别。
1970年5月28日 在张学思去世的前一天下午，张学思的挚友郑新潮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北京一个兵营里，他们巧妙地骗过了几道看守的查问，最终找到张学思，此时，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早已经说不出话，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亲临，眼神一亮，神态忽然振作清醒了，他爬起来并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写了第二遍。郑新潮问他“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面部表情愤恨已极！他没有回答。
郑新潮与皇叔载涛
解放初，郑新潮在军委炮兵司令部工作，受毛主席与朱德专门接见，此后郑新潮陪伴皇叔载涛工作10年，出任政协委员，终年74岁。
郑新潮先生写了一篇怀念载涛的文章《回忆和载涛先生相处的日子》，可以一读，帮助我们了解载涛先生：
载涛先生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七弟，宣统皇帝的七叔，人称“涛七爷”。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
载涛先生在七十年代就离开了我们，他为人正直，胸怀坦荡，解放后，他赤诚接受党的领导，竭尽全力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他的高尚品质令人钦佩，使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和载涛先生相识是50年9月，那时载涛刚被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当时炮兵司令部马政局还未成立）。这年9月中旬，我在牡丹江军马场，突然接到军委炮司从北京拍来的电报，让我专程赴京和载涛顾问见面，我心想，载涛怎么当了军马顾问呢？在军委炮司，我首先向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苏进等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连连称赞说，成绩是卓著的，并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的表彰，还指意让我尽早专门和载涛见面。
9月24日，我刚要动身去见载涛，谁知他和夫人金笑兰找上门来了，我们寒暄之后，便坐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载涛已年近花甲，身材高大魁梧，大度稳重，我心想：这就是当年清朝亲王“涛七爷”呀！他竟然“驾临”到我的面前了，载涛直截了当地说“咱们就开始谈谈你们军马的建设和将来的发展吧！”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
回忆军马场的建立，是走过艰苦的历程。斯大林指出：“炮兵是战争之神”。毛泽东曾指出：“军马是炮兵之足。”因此，毛泽东在47年2月25日亲自批准建立军马基地，供给战争需要，我们的军马场就是在那时开始筹建的。
47年3月，东北炮司首长让我筹建军马场工作，我和爱人等八人，带着日军投降缴获的两匹马，在牡丹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建立了全军第一个军马场，此后的三年中，我们繁殖种马2500匹，为炮兵输送36000匹，为慷庸核途?5000匹，总之，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我们为前线战场提供了大量的军马，后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载涛说：“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他真是一个伟人，就连我参加全国第二次政协会议，还是李济深提出、周总理同意批准的。在会议期间，周总理表示歉意地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都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个200多万满族人民的代表也忘了，’在会上，周总理还以政协主席的身份，邀我为政府提出议案，我就提出了《改良军马，以利军用》。并由李济深、蒋光鼐签字交给周总理，周总理极重视又交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审阅后，提出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批转朱总司令，朱总同意并交炮司落实，”载涛自谦地说：“毛主席亲自任命我为马政局顾问，我真不敢当啊！”他沉思片刻说：“我在清朝负责陆军事务时，就提出在张家口的张北建立军马场，还拨出大量白银筹建。结果白银花了不少，没成功。想不到你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建了十几个军马场，真是奇迹，我从心里佩服共产党！”。
王府井大街西扬威胡同6号，过去是涛贝勒养马处，解放后，是载涛和夫人的寝居地，9月26日，我应邀到他家坐客，摆下家宴后，我们吃着载夫人为我们亲自做的酒菜，我看到他家墙上载涛亲笔题写的“天真平淡”的匾额，便笑着问：您是不是隐居不出山了？
他直率地说：“对！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教育了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山来了。”接着，他回忆解放前的隐居生活，他说：“清帝（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我就隐居在北京小汤山大柳村的先人墓地，决定做个市隐，不想再出来坐官问世了。”载涛还告诉我，在清帝塌台后，他曾在德胜门外收买过破烂，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就在那种忧困的情况下，他不为高官厚禄引诱，大军阀张作霖、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以及宋哲元都曾多次请载涛去做官，但他都一一拒绝了。（他向我详细讲述了当时邀他做官的细节）
在我向炮司首长汇报了和载涛工作的情况后，“炮司”决定让我留在北京筹建马政局工作，从此，我和载涛相处的时间更长了，对他的了解更加深了。
1950年11月中旬，朝鲜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支援朝鲜，从蒙古购进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朝鲜，同时，朱总司令也给载涛先生打电话，商量购马事宜。最终，我们共同完成了这项应急的购马任务。
1951年6月4日，载涛顾问在军委炮司作战部首长的陪同下视察了牡丹江军马场，肇东军马场（小兴安岭）、扎兰屯军马场（周总理亲自批准、乌兰夫同意拨建的），当时的马源已达到三百多万匹，占黑龙江全省的1/2还多。此间，我们都是骑着马周游视察。他说：“能骑善射是我们满族的传统，也是我拿手的本领，来！咱们比赛以一下”，于是我们扬鞭而驰，他总是遥遥领先。他的马术真好，怪不得在赛马中曾超过了张作霖呢！。视察的同时我接到军委炮司的调令，我被调入炮司筹建马政局工作。此后我和载涛先生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近十年时光。
1951年秋，我和载涛先生到西北地区视察三个月，先后视察了甘肃的山丹、永登马场，宁夏的贺兰马场，青海的贵德马场。还专程到塔尔寺看望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直到1958年9月，我因工作变动、调别处工作，此后，载涛先生和夫人王乃文（前夫金笑兰已病故）曾常到我家前来看望我。我们在一起谈论和交流书画，古玩古董之类。
“文革”前的1965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他和夫人到前门打么厂142号（当时我家住址）来看望我，并带来很多吃的（那时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食品都限量）。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马政局顾问载涛先生了，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真挚，坦率，品格和宽阔的胸怀却令我们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