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
新中国成立后,傅崇碧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在文革特殊时期虽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依然与江青等人做斗争。
傅崇碧为什么带兵冲进钓鱼台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是与“林冲误入白虎堂”一样的故事。时间是1968年3月8日。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
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一个卫戍区司令,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一会儿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许世友嘱咐傅崇碧出门要带枪
1976年9月前后,傅崇碧因腿伤住进“301”高干病房,与住在这里的十多位将军秘商解决“四人帮”的对策。
许世友来了,告诉他们:“上海帮全来了,你们要小心。出门要带枪!”
许世友让几位将军看他随身带的两支手枪。大家建议由傅崇碧去准备枪,因为北京军区最近。那一天,傅崇碧到西山
叶剑英元帅家里。叶帅说:“不要害怕!他们积怨甚大,要捞棵稻草,却没捞到什么。”
叶帅又说:“要跟他们斗,但要注意斗争方法。”说完之后就去弹钢琴了。
临走时,叶剑英对
傅崇碧说:“你们以后别到我这里来了,这里有坏人在监视我。我要搬到玉泉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