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国维 王国维的死因探究
彼岸花开 2017-03-27
王国维
人物评价
综合评价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其于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于敦煌学的拓荒，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在古文字、语言学方面，王国维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等呈功赫赫，丰碑巍峨；于传统的《说文》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校勘学，皆渊萃卓如；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为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4]
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讲究独立，王国维的为人也同样追求个性，不为人拘。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王国维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条粗布腰带，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而目，他顶着一条辫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续起来的）。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己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4]
各家评价
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
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王攸欣：“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王国维死因探究
王国维死因探究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