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罗青长 周恩来临终为何要见罗青长？
山南慕北 2017-03-09
罗青长
特务头子罗青长
罗青长于1938年至1941年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领导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曾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
1941年返回延安；1941年至1949年，任延安枣园情报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延安中央情报部秘书、科长，第一室副主任、主任，在中央前委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1947年以后）；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敌区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了社会部一室工作。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是成为重中之重。
罗青长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中国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中国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罗青长随行，负责情报保障。毛泽东对我党的情报工作甚是赞许，说，“我们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以后要发勋章首先应该发给这些无名英雄”。
1947年3月18日晚上，中国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20万人，而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其他工作人员。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中国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说过，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当时毛主席给自己化名叫李得胜，周恩来给自己化名叫胡必成。“这就是我们的领导人，一个叫得胜，一个叫必成，寓意我们的革命必定成功。”罗援说，“这既是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也是对情报工作有着充分的信心。”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周恩来临终为何要见罗青长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来提出要见罗青长，当工作人员请示到政治局时，“四人帮”还没起床，迟迟没有答复。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见谁，不用请示！”
罗青长赶到医院时，总理正在焦急地等待。罗青长看到总理憔悴的病容，难过地落下了眼泪。总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顽强地支撑着，说：“青长同志，我的时间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谈工作吧，”当他听完台湾问题的工作汇报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那些为人民做出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随后，总理陷入昏迷。当他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
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长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罗青长也成了总理弥留之际最后召见的人。
周、罗密谈内容究竟如何，如今还是一个谜。按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的说法，“1975年l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此说或许可信，周在临终之际将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转交给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外，杨登瀛是周恩来秘密工作生涯早期在国民党内发展的第一个高级间谍，1969年12月19日被折磨致死，临终时曾再三声明：“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周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大概也有为秘密工作者在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压制乃至迫害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谓：“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周、罗最后一次密谈中的这些意蕴，无疑是在提醒后人：在考察周恩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确切历史坐标时，绝不能忽略其在秘密工作领域的地位。周的许多行为与境遇，也须加入此种身份，才能看得更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