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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孩子 王映霞生命中的三个男人

山南慕北 2017-02-06
王映霞

王映霞
  王映霞是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全城,第一任丈夫是著名才子郁达夫,第二任丈夫是钟贤道,此外她与特务头子戴笠有染也流传已久。
  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孩子
  两人生有五个子女:郁飞、郁静子、郁云、郁亮、郁荀。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
  钟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儿,1968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她是母亲晚年的一根拐杖,步移寸随。暮年的王映霞访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与母亲一道生活,陪她度过晚年。70年代末,钟嘉利还在浙西乡下教书,她想调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顾母亲。王映霞竟然拒绝:“你来干什么,我要在上海过清清静静的晚年,你只须在乡下住住就可以了。”嘉利觉得母亲的想法太奇特,人老了是需要子女照顾的。
  王映霞一生中的三个男人
  与郁达夫
  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结秦晋之好。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王映霞卒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这对才子佳人,从萍水相逢到不欢而散,倒真戏剧性地印证了郁达夫婚前所言“我且留此一粒苦种,聊作他年的回忆”。此言,对王映霞又何尝不是?所不同者,郁达夫此后风雨飘萍遭厄运,王映霞觅到了归宿罢了。
  与戴笠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戴笠其人,据其身边人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发现王映霞与戴笠的奸情后,郁达夫愤怒已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也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远赴南洋。
  与钟贤道
  钟、王于1942年在雾都结婚,婚礼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们定居上海。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继续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盖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只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刻薄。他不吃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王映霞曾对笔者说过:“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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