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的《陈情表》多少真情和假意 《陈情表》改变他的命运
彼岸花开 2017-01-16
李密
魏晋时期，臣子向皇帝陈述事情，被称为上表，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表以陈请”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李密上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晋武帝陈述他不能应诏，进京赴任的理由。他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触怒统治者，引起统治者的猜疑和忌恨，所以，他采取了以情动人的叙述策略，尽量渲染他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的感情，也直接表达了他对新君的效忠之情。后人有好事者，遂称之为《陈情表》。
李密，又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他生于公元224年(魏文帝黄初五年)，卒于公元287年(晋武帝太康八年)，终年63岁。《晋书》中有他的传，被列为“孝友第一”，算是当年的道德模范，十佳青年。如今在他的出生地，彭山县保胜乡龙安村，石崖上还刻着一个遒劲的“孝”字，据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孝字，有“中华第一孝”之称。山上的龙门寺内，则供着李密的牌位。
李密所处的时代，是个乱世。公元263年，那一年他39岁，魏国发兵入川，把蜀国灭了。次年，司马炎废了魏元帝曹奂，自己做了皇帝，就是晋武帝。这个晋武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出名的原因，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的昏聩和生活上的荒淫。西晋王朝的短命，和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史书上说他“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这固然有拍皇帝马屁之嫌，但也不排除其性格当中真有一点宽厚的品性。史书上还具体描绘过他的形象，长得也是“发委地，手过膝”，与民间对刘备的描述好有一比，这似乎成为二人性格上或有相近之处的一个证据。但刘备既不荒淫，也不昏聩。不过，晋武帝处在三国乱世的尾声，作为一国之君，把“稳定压倒一切”当作国策，也在常理之中。所以，虽然他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了帝位，有他残酷的一面，但对于曹奂本人，以及蜀、吴的刘禅和孙皓，在生活待遇上也还能做到优厚有加。刘禅能够“乐不思蜀”，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忘了亡国之痛。总之，他在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就向一个蜀汉旧臣发出盛情邀请，这里面固然有笼络人心，装点门面，稳定局势的现实政治考量，却也不排除他对李密才德的欣赏。
无奈，李密并不领情。李密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他的祖父李光，在蜀国曾做过朱提太守，是蜀国的老臣;他的老师谯周，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博学广识，曾是蜀国的一块招牌，经诸葛亮举荐，一直做到光禄大夫。魏将邓艾率军直取蜀国，他曾上疏劝刘禅降魏，后以主降有功，被魏封为阳城亭侯。谯周的学生，除了李密，还有撰写《三国志》的陈寿。谯周有“蜀中孔子”之誉，他的门人则把李密比作七十二贤人里的子游和子夏。这二位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我们据此猜想，李密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据史书记载，他博览五经，尤长于《春秋左氏传》。而且，他少年得志，出名很早，年轻时做过蜀国的尚书郎，就是为尚书掌管文书章奏的官，属于现在的“大秘”。后来做到大将军主簿和太子洗马这样的官职，都是管理文书典籍，为领导办理事务。他的同学陈寿对他的评价是“机警辩捷”四个字，可见他不仅聪明，而且能言善辩。据说，他曾经出使东吴，他的辩才给东吴君臣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像是孔明再世。
实际上，这个人的德行和才干，早在邓艾将军平蜀之初，就已被曹魏政权注意到了，所以才有“闻其名，请为主簿”的说法。不过，李密并不接受。后来他在《陈情表》中也曾提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公元267年(泰始三年)春，晋武帝直接下令，要他到京城洛阳来做官，郡、县两级都催他赶快上路。这时，他才真正陷入了绝境。一方面，君命不可违，何况他还是个“亡国贱俘”，其身份地位是如此“至微至陋”，能得到新君的恩宠，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又怎敢对皇帝说“不”呢?他或许听说过华佗的故事，这位当代名医，厌倦了曹操的专宠，借口妻子有病，跑回家中。曹操“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他的这种态度终于把曹操激怒了，派人前去调查，如果他的妻子确实有病，就赐给小豆四十斛，并宽限他的假期，如果其妻没有生病，就把他关押起来。后来，虽有荀彧为他说情，曹操还是把他杀了。事实上，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能允许别人违背他的意志，做臣子的，永远只有服从，没有别的选择。但另一方面，李密或许确实尚未做好去新朝为官的准备，或者他真有难言之隐，老奶奶需要他的照顾。总之，他选择了向皇帝陈述自己的隐情，诚惶诚恐地写了这个“表”，在他，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李密的这个《陈情表》是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这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读者，他的阅读感受，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身家性命。所以，下笔之前，作者不能不对写什么和怎么写认真地思索一番。关于“表”的写作，历来是有说法的，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讲到“表”，他引别人的说法，认为：“表中眼目，全在破题，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且如进实录，不可移于日录。若泛滥不切，可以移用，便不为工矣。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
李密写《陈情表》，破题就破得很巧妙。他上来就说，“臣以险衅，夙遭闵凶”，叙述自己自幼年所遭遇的不幸，生下来只有六个月，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就去世了;四岁时，舅舅又强迫母亲改嫁他人。只有祖母刘氏，看他孤苦伶仃，承担起抚养他的重担。他从小多病，九岁时还不能行走。而家族的情况也不乐观，既没有叔伯，也没有兄弟;由于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外面没有可以依靠的近亲，家中也没有可以照应门户的童仆，孤零零地立身于人世，只有自己的影子可以相伴相随。这时，祖母早已疾病缠身，卧床不起，他每天要为祖母侍奉汤药，一刻也不能离开。
然而，如今的圣朝，政治清明，教化盛行，前有太守逵，察举他为孝廉，后有刺史荣，推荐他为秀才。他都以祖母无人供养为理由，婉言谢绝了，没有应命前往。这一次，陛下特意下达了诏书，任命他为郎中;不久，又承蒙国家的恩典，授予他太子洗马的职位。像他这样一个地位微贱的人，担当侍奉太子的官职，真不是他肝脑涂地所能报答的。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写成表章，向上面陈述过，表示辞谢这个职位。但现在诏书又下来了，言辞比前一次还要急切和严厉，甚至责备他故意拖延回避。郡县两级官府都要他赶快动身，州官也登门催促，像星火一样急迫。他虽然很想立刻奉诏前行，但是祖母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想暂时迁就自己的私情，又得不到长官的理解和允许。他的处境真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他说，如今的圣朝标榜以孝道治理天下，只要是老人，都受到了国家的怜悯和抚养，何况他的孤苦无依，更是不同寻常。再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在伪朝任职，已经做到尚书郎的职位，一心想着仕途通达，并不在乎什么名节。
如今，他已是亡国贱俘，极其渺小和鄙陋，却意外地得到破格提拔和优厚的恩泽，又怎敢徘徊观望，再有非分之想呢?只是因为，祖母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气息奄奄，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的地步。没有祖母，他活不到今日;祖母没有他，也无法度过剩下的岁月。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而他的一点心愿，就是不能为了远行求官而放弃对祖母的侍奉。他今年四十四岁，祖母今年九十六岁，这样看来，他为皇帝尽忠的日子还很长呢，而报答祖母的日子却不多了。他表示，自己是怀着乌鸦反哺的心情，乞求皇帝允许他为祖母养老送终。最后他说，他的苦衷不仅蜀地人士和二州长官都很了解，就是天地神明也都可以见证。希望皇帝陛下怜悯他的诚心，遂了他的这一点点愿望，或许祖母还可以侥幸地平安寿终，那样的话，他活着就要为陛下尽忠，死后变鬼，也要结草报答陛下的恩德。他说他怀着一种像犬马在主人面前一样的恐惧之情，恭敬地上表奏闻陛下。
这是一篇救命的文字，以其区区五百余字，不仅使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困境，救他于危难之中，还意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看来，李密的这一腔苦水，还真的发挥了作用。据说，晋武帝看了他所上的表文，也颇受感动，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他是真的相信了李密的孝心，还是想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统治者的仁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二者皆有吧。但从他所面临的形势来看，确实要求他少杀人，甚至不杀人。汉末大乱，天下争雄，杀了百余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世道人心，都不希望再开杀戒，荼毒生灵。就晋武帝的性情而言，他也不同于曹操或者明成祖。曹操对华佗，还不是说杀就杀了，丝毫也不犹豫。他杀孔融，也因为孔融说话不中听。孔融被杀后，尸体被抛弃在街市上，竟无人敢为他收葬。老朋友脂习冒死前去收尸，被曹操逮捕，也几乎被杀。还可以举出明成祖和方孝孺的例子，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心腹谋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方孝孺被俘，朱棣为了让普天之下的读书人及老百姓都能承认其“合法性”，想着要借助方孝孺的名声，请他为自己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哪知，方孝孺坚决不干，就是灭十族也不干。于是，恼羞成怒的朱棣果然灭了他的十族。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恳请不要杀了方孝孺，说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朱棣不听，坚决杀之。无论如何，李密没有被晋武帝杀掉，不仅没杀，也没以其他方式治他的罪。为了表彰他的“诚恳”，甚至同意了他先尽孝再尽忠的请求，还赐他奴婢二人，并请郡、县，即当地官府，供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直到他的祖母去世。
在这里，晋武帝用的是赎买政策，以此方式，换取李密的政治表态。“伪朝”一词，使李密于不动声色之间，不留痕迹地完成了自己的立场转换，从此告别了蜀汉小朝廷，归顺了司马氏。这是李密的聪明之处，也是晋武帝用杀人的办法求之不得的。李密最终还是到朝中做了官的，祖母去世以后，服丧完毕，他就以太子洗马的身份到了洛阳，以后又出任温县县令，再迁汉中太守，但他并不感到称心如意，经常发牢骚，有一次，还在诗中发泄自己的不满，怨天尤人，终于还是被人(据说是著名文人张华)打了小报告，总之，不久就被晋武帝罢免了官职，回到家乡养老去了。但也有人说他为人“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势位”，一年后，李密死在家中，终年63岁。
历史上，李密之前，或李密之后，因为文章或言谈得罪统治者而惨遭杀害的文人，多了去了，李密竟能幸免于难，也算是个奇迹。他应该庆幸，他遇到的不是曹操或明成祖，而是晋武帝。但从他自身这方面说，文章写得漂亮，也的确帮了他很大的忙。李密写过很多东西，都没能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这篇《陈情表》和一首《赐钱东堂诏令赋诗》。但仅就这一篇文章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就应该对他的政治智慧和写作才能刮目相看。他是研究《春秋左氏传》的专家，我们猜测，他对春秋笔法不仅不陌生，恐怕早已心领神会，得其真传了。杜预作《春秋序》，概括《春秋》的特点，认为是：“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后来的刘熙载，发挥他的看法，指出：“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意思都是想告诉我们，所谓春秋笔法，就是把微言大义藏在委婉的叙事之中。
什么叫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写得委婉曲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话不直说，绕弯子，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隔山打老牛，敲山震虎，古典美学中的“含蓄”是也。平常人们也说，人贵直，文贵曲，文似看山不喜平，等等，都是对这种审美的认同。李密的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确实非常突出。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感受呢?它和我们这个民族受虐的历史，以及文人士子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是不是有些内在的联系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审美之余，应该再多一点思考。很有可能的是，在我们的审美习惯中，已经积淀了无数人的血和泪，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是文人士子历史性的悲剧。指出这一点，也许很残酷，但这是事实，谁也逃避不了。至少李密的“曲笔”，就是迫于某种情势，而不得不抛洒的“一把辛酸泪”。如果他也像李后主那样，直抒胸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恐怕早就被晋武帝杀害了。李密不是不想做官，但他不想马上做官，他在精神上、心理上，都还没有准备好。为了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新主人的怨恨，乃至性命不保，他在《陈情表》中只能采取这种自轻自贱的叙事策略，贬低自己，抬高他人，既要陈诉一些真情，也要说一些假话，而说假话的目的，正是为了让那位特殊的读者，相信自己的真情，真可谓用心良苦。
李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把真情和假话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陈情表》中，至少有两类话是假话，一类是所谓“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以及“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这么说，无非是要引出下面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从而给晋武帝出个难题。还有一类就是贬损自己，先说自己本来就是个官迷，“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再骂自己“亡国贱俘，至微至陋”，其实是“故作此语”，目的就在于迷惑和麻痹晋武帝，是向统治者“示弱”的一种表白。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儒家所坚守的道德制高点，即文中反复强调的那个“孝”字。孝是他立身之本，更是儒家道统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儒家介入政治权力的唯一手段，就是利用道统来约束皇权，而皇权也常常利用儒家的道统来维护其统治。李密在此以“孝”为立论的基础，因为有事实做依据，无论他怎样表白，都不会过分，而只能使他身价倍增。
所以，他写《陈情表》，非得动脑筋把道理讲清楚不可。他在陈述其不能出仕的理由时，先从“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入手，然后折入本意，“况臣孤苦，特为尤其”，也就更有力量。接着他又称自己是个“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的人，“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写到这里，文章又一转，强调“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年余，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这样就使道理讲得更加周全了，也充分展露了自己的矛盾心情;既消除了对方的怀疑，也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得更加鲜明。文章将诉情之语与说理之言融为一体，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今天，我们作说理的文章，常常是从理到理，一篇道理讲到头，有时就会显得空洞而生硬，《陈情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它提醒我们，有时候，陈情就是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