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建筑人生 一念执着的梁思成
彼岸花开 2017-01-10
梁思成的一生，更多的是和林徽因挂钩，其实作为个体而言，梁思成还是个建筑家，是个有执着信念的出色的人物。
在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考古等领域建树颇丰的杨鸿勋，向记者娓娓讲述梁思成的建筑人生。整整6小时，82岁的他，不曾停下喝一口水。
作为梁思成的学生和曾经的助手，一个个故事、一幕幕场景都印在他的脑海中，时经多年，从未褪色。
“他真的是一生执着为建筑。”杨鸿勋慨叹：“如果没有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没有那种源源不断的热爱，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走完一生。”
执迷
“笨人下笨工夫”，笔记本上不是手绘插图就是摘抄的评论
1951年，杨鸿勋准备参加高考。
直到志愿填报截止日的前一天，他仍没拿定主意报考哪所学校、哪个专业。
纠结中，他随意翻开当天的《光明日报》，看到学术副刊上有一整版文章《清华大学营建学系介绍》。一字不漏地读完，从小文理兼优的杨鸿勋被建筑这门技术与艺术交叉相融的学科深深吸引了。他心里有了决定——投考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一眼扫回去，杨鸿勋留意了一下文章的作者——梁思成。“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梁思成是谁，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杨鸿勋说。
这年夏天，杨鸿勋如愿以偿进入了清华营建系，也就此结识了营建学系系主任梁思成。
无意间，杨鸿勋受梁思成的影响走进建筑的殿堂。而当时间再往前追溯，又是谁引领着年轻的梁思成走上建筑之路呢？
“考虑国家建设的需要，梁启超分别为子女选定留洋深造的专业方向，根据梁思成的美术特长，为他安排了建筑学这条路。但我感觉，这只能说是为梁思成创造了与建筑相遇的缘分，后面的大师路是他自己一步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杨鸿勋说。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一天，他收到父亲远隔重洋寄来的一本书——《营造法式》。这是北宋官订的建筑技术类专著，反映了北宋时期我国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但是，对此时的梁思成而言，这部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让他茫然。
内心的失落促使梁思成更加刻苦地学习建筑学。在宾大，梁思成特别用功，这从多年后放在清华营造系资料室供学生参考的梁思成当年的笔记中可见一斑：隔两三页就有一张插图，有平面图、立面图、透视图和剖面图，全都是钢笔画的，线条活泼中带着严谨；除记录老师讲课的内容外，还就每一座建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并从中摘抄下重要的评论。
用这种“笨人下笨工夫”的精神投入进去，梁思成深深地沉浸在建筑的魅力之中。
建筑对梁思成意味着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杨鸿勋还清晰地记得梁思成说，“建筑是一切人类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最耐久的一类，而且也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的，有传统、有活力，最珍贵、最特殊的艺术。”
这些“最”，就是建筑在梁思成心里的分量。
执劳
把报纸压在身上御寒，与跳蚤臭虫一路作伴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
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
在那个时代，调查古建筑的艰辛、危难、困顿，杨鸿勋虽未亲历，但通过梁思成留下的文字和讲述，当时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也令他感到惊心动魄。
1932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当他精疲力竭地到达蓟县县城时，立即打电话给留在北京家中的妻子林徽因，告之“没有土匪”。
他去河北宝坻县，车在泥泞的路上颠簸，左右摇晃，倾斜几达30度。途中过箭杆河土桥，乘客都要下车涉水过河，让汽车空车过桥，然后换乘骡车到县城。最后再身背几十斤重的仪器、用品，步行几十里，才到达山中寺庙。
调查路上，常常找不到一家干净的旅店，买不到一片白面做的主食。有一次住在正定隆兴寺附近的小学校内，晚上，梁思成冻得把报纸压在薄被上御寒。
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忙完一天的工作，梁思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搞来一盆水，脱了鞋袜站在水盆中央，抖动衣裤，不一会儿就能看到水面上浮着一层跳蚤。
至于臭虫和蝙蝠，佛光寺里所遇堪称代表。梁思成这样记录：
“上千蝙蝠丛生于脊桁四周，如同厚敷其上的一层鱼子酱……蝙蝠身上寄生的臭虫数以百万计，于木料上大量孳生着……我们的口鼻上蒙着厚面罩，几乎透不过气来。在一片漆黑和恶臭之间，借手电光进行着测绘和拍摄。几个小时以后，当我们钻出檐下呼吸新鲜空气时，发现无数臭虫钻进了留置平暗上的睡袋及睡袋内的笔记本里。”
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执志
夫妇俩的照片，大都是工作照，不是攀在房顶上，就是坐在牛车上
在杨鸿勋眼中，古建筑于梁思成，仿若钟情一生的爱人。
1933年，一首童谣让应县木塔这座我国当时留存最古老、最大的木塔，成了梁思成的牵挂。
林徽因说：“思成自知道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木塔，我想，我一定……’。”
而实际上，那时，梁思成根本还没见过塔的样子，甚至手头连一张塔的模糊照片都没有。
思塔心切的梁思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想应县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家或者几家照相馆，他写信请照相馆的主人拍摄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寄给他，允诺如数支付全部费用。有一天早晨，梁思成收到了一封寄自山西应县的信，信里装着的正是他渴盼已久的应县木塔照片。
这年9月，梁思成终于得以对应县木塔进行现场调查。
杨鸿勋说：“我听梁先生的助手莫宗江先生说过，应县木塔高60多米，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被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梁先生的腿不好，可他凭着当年在清华做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冰冷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
古建筑年久失修，有时看着好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却是酥烂酥烂的。这座900多年前的木塔，谁知道哪根铁索已锈蚀，哪块木板已蛀空？
一天，晴朗的午后，专心工作的梁思成不曾注意到头顶的云层正在迅速合拢。突然间，身边炸起一声惊雷，他险些松开手中的铁链。而当时，他离地60多米。
“今天，我们翻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的照片，大都是工作照，不是攀在房顶上，就是坐在牛车上赶路，花前月下的很少。”念及此，杨鸿勋唏嘘不已。
杨鸿勋也曾和梁思成合过影。可惜，几经搬迁，照片找不到了。从遗失珍贵照片的遗憾中回过神来，杨鸿勋说：“现在，有多少建筑师会去做乡野调查？很多人都坐在空调房里，埋头造‘空中之城’。”杨鸿勋叹了口气。
“但是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说到此处，80多岁的老人连拍桌案。
执守
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作学问搞研究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
他彻夜工作，以线描图，工作台上昏黄的小油灯常常陪他到天亮。画图时，他把下颌搁在一个小花瓶上，支撑头部，以缓解1923年那场车祸及多年劳累导致的、已变形的脊椎的压力。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一次空袭，几乎直接击中梁思成一家在逃难路上的临时住房。听到崩塌声，梁思成和林徽因各抓了一个孩子，往楼下狂奔。未及下楼，又一枚炸弹爆炸了，气浪把他们抛到空中，又重重地摔向地面，房子顷刻间四分五裂，劈头盖脸地砸向他们。
在大大小小的空袭逼迫下，梁思成带着家人，入川入滇，一路辗转，来到西南小镇李庄。
在这样的环境中，梁思成还做着常人无法理喻的事：天上敌机轰炸，路上颠沛流离，食不果腹，可他依然抓住一切机会调查古建筑；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美国学者费正清见到当时的梁思成夫妇，感叹：“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他们完全可以避走他国，或者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杨鸿勋说。
战火毁不了梁思成的建筑梦，他时刻梦想着有一天战争结束后，他可以自由地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在李庄，身体孱弱的梁思成，一面照顾病重的妻子，一面埋头工作，还坚持每天领着学生爬竹竿，为的就是日后外出测绘时，不丢掉爬梁上柱的基本功。
执义
“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光是专业好，还不能称之为大师，大师要有大师的风范，要有超然的胸襟。”杨鸿勋讲起了这样一段往事。
那是1948年冬的一个深夜，两名解放军军官悄悄地叩响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的门。
他们登门拜访梁思成，是希望梁思成能在军用地图上将北京城内著名的古建筑标出来，以便在此后的攻城战斗中避免轰炸这些建筑。梁思成惊喜万分，马上和病中的妻子一起，通宵达旦，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机密任务。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
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他们的设想很美好——“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憩。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又何尝不明白自己的“不合时宜”？1952年，他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劈首就是这句话：“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他痛心地写道：“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
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一天，梁思成来到清华大学建筑系馆，瘦小的身上穿着宽大的西服，戴着宽边礼帽，学生们围着他。梁思成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苍凉中透着只属于建筑师的幽默与自嘲。
还有更深的痛苦，埋在梁思成的心中。
“我记得有天早上，我怕梁先生没起床，特意等到8点过后才去找他，谁知他早已呆坐在房里。见我来了，便说，‘昨夜不能入睡，思念林先生，于是干脆披衣坐起，背诵《长恨歌》’。”
“还有一次，我去梁先生家汇报工作，见他趴着绘图。我要帮他，他说，‘不行，我必须亲自画。我在为林先生设计墓碑，这是我们以前约定的——谁先去了，由还在的那个人为他（她）设计墓碑’。”
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但就算再困苦再不如意，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为建筑执迷一生。”杨鸿勋重复着，语气深沉。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