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巴金 一个追求至真的人
彼岸花开 2017-01-10
巴金
1998年12月29日，94岁的巴金对一个人说：“我死了后，你帮我写一篇文章，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这个人，便是采访巴金26年的新华社高级记者赵兰英。
初秋，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记者与赵兰英面对面。在她娓娓的叙述中，一个讲真话、做真事、捧真心，可亲、可敬、可爱的巴金老人，徐徐走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
“可以26年追随采访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我很幸运。”
赵兰英，这位新华社高级记者在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报道的都是与上海文化相关的人与事，申城文化名人几乎被其一一访遍。而在这些文化名人中，赵兰英对巴金的感情最深。
巴金说，最怕记者采访，但赵兰英随时都可以来；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我爸爸熟悉了赵兰英的气息。
在巴金最后几年的岁月里，赵兰英像巴金的家人一般，经常去华东医院看望老人。哪怕已经无法用语言交流，只是摩挲一下老人的手，赵兰英心里便感到踏实而温暖。
讲真话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走进赵兰英的家，顶天立地的书柜占据了客厅的四面墙，一屋子的书，将小小的客厅“撑”得满满当当。
《巴金全集》、《巴金译作集》、《与巴金零距离》、《感觉巴金》……一本本书，诉说着主人与巴金的特殊缘分。
赵兰英抽出其中一本《随想录》说：“这是巴老晚年奉献给社会的重要财富，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
“讲真话”三个字，在这部巴金用生命书写的作品中熠熠闪亮，亦是巴金的“灵魂刻标”。
1978年，年逾古稀的巴金着手《随想录》书稿的写作。至1986年，全部150篇完稿，历时8年。
巴金在开篇写道：“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
《随想录》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勇敢面对作者的灵魂。彼时，“文革”刚刚过去，巴金率先站出来，坦承自己在“文革”中讲过违心的话，写过违心的文章，伤害过一些朋友，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7年6月，《随想录》出版合订本，在为此撰写的“新记”中，巴金如释重负地写道：“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对于巴金而言，“讲真话”不仅是写作的基本标准，还是为人的一贯风格。“无论在什么年龄，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讲真话、讲大实话、不故作高深，这就是巴老的风格。”赵兰英说。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开会之余，歌唱家周小燕请大家题词留念。
有人题的是：“为建设人民音乐而努力！小燕同志。”有人题词：“为人民服务。”有的写：“为人民服务者，拜人民为老师！小燕同志。”有的说：“唱出人民的声音。小燕同志。”有的则说：“人民歌唱家，是最光荣的称号。为人民歌唱，歌唱人民吧！”
在大同小异的题词中，唯独巴金写道：“我们都高兴听您唱的歌。小燕先生。”
一句朴实无比的话，巴金的“真”跃然其上。从不喜欢把话往大里说、往空里说、往高里说的巴金，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心情，却因为这份“真”，给周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华裔女作家聂华苓来上海，巴金在国际饭店宴请她。聂华苓紧紧握住巴金的右手，激动地说：“今天真幸福，能够和您握手。您这只手是一只了不起的、伟大的手。”
巴金举起右手，看了看，笑着对大伙说：“这是一只吃饭的手。”
大伙愣了一下，旋即都笑了。聂华苓的本意指这是一只写出无数伟大作品的手。而在巴金看来，这就是一只吃饭的手、一只劳动的手。这句大实话，是自谦，是幽默，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真实性情和谦逊品行。
20余年的采访中，一件小事令赵兰英记忆犹新。那是1997年11月25日，巴金94岁华诞，赵兰英前去华东医院为他祝寿。
当她送上祝福后往外走时，巴老轻轻叫住了她。他说：“你的稿子我看了，写得很好。但当时我没有听见‘喀嚓’的声音。”
巴老嘴里的“咔嚓”，指的是赵兰英一篇报道里的描写。
此前不久，巴金在校对《巴金译文集》的稿子，起身去取一本书的时候，动作有些过猛，导致脊椎骨折。赵兰英联想到自己之前脚背骨折时听到了“咔嚓”一声，便理所当然地在报道中用 “喀嚓”二字来形容巴金骨折时的声音。事实上，老年人由于骨质疏松，骨折时不易听到声响。
这件小事，让赵兰英反思了许久。身卧病榻的巴老不仅认真地看了她的报道，而且并不因为和她熟稔便放过瑕疵，对她实话实说地点出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赵兰英特地就此事在《新闻记者》上写了一篇文章，用这个教训告诫自己，也提醒同行。
做真事
梦中，他站在现代文学馆大门口，微笑地看着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
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
1955年9月，巴金举家迁入这幢掩映于梧桐树荫中的3层独立式花园洋房，在此居住长达半世纪。在这里，巴金写下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的小说《团圆》，写作《随想录》，并翻译《往事与随想》等文学名著。
这里是赵兰英常常进出的地方。巴金去世后，路过武康路，她仍然总是忍不住跨进巴金故居，看看、转转。巴金会见客人的沙发、写作的桌子、放书的书架、阳光房里的那台缝纫机、花园里那棵绿叶如盖的大树……一切，都让她感到那么亲切。
客厅朝阳台的门边放着一张小桌子，大约就一尺宽、三尺长。“每天早上吃好饭后，巴老就在生活秘书的搀扶下，坐在这张桌前开始工作，一坐就是几个小时。90岁时，他在这张小桌上编校《巴金译文全集》，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赵兰英回忆说。
巴金这一生靠稿费生活，是当时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他从来都认为，作家天经地义地靠作品生存、用作品说话，读者才是作家的衣食父母。
因而，晚年巴金虽然早已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从未安于享乐，而是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从1989年至1993年，编校《巴金全集》，巴金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巴金”，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而身患疾病的他却坚持每天用颤抖的双手，不辍笔耕。每天用在工作上的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女儿李小林心疼地说：“我爸爸是这个家庭中年龄最大、工作时间最长，也是最辛苦的人。”
那几年，赵兰英常常去巴金家里看他。差不多每次去，她都会看见巴金伏在门边的小桌子上写作的身影。因为患有帕金森氏症，巴金动笔非常困难。没有相当大的毅力，一天里面根本写不了一百个字。“我有的时候看他写字，那个费力啊。手抖抖的，好不容易握住了笔，写下去，明明要写竖的却横了出去，有时候动不了，他就用左手去推右手。”说到此处，赵兰英哽咽了。
1993年夏季，《巴金全集》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巴金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那个夏天，他瘦了4公斤多，体重只剩下38公斤。
“人们常常说，巴金是一位高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随笔、政论、演讲等大约800万字。1994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26卷本的《巴金全集》。后来还出版过10卷本的《巴金译作集》，300多万字。这些都是人们所看到的他做的事。对于中国文学，他还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很多事或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赵兰英说。
193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巴金，正是文学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这时候，他却应朋友吴朗西之邀，出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不拿一分钱工资，一做就是14年。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巴金把出版社搬到广州、桂林、成都、重庆等地。他以出版社为阵地团结了几代文化人，既有鲁迅、茅盾、郑振铎、老舍、沈从文等大家，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曹禺、卞之琳、艾芜等。
《故事新编》、《骆驼祥子》、《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死魂灵》、《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复活》、《战争与和平》、《双城记》、《高尔基传》……一大批世界名著和经典文学作品问世的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推动者——巴金。建国后，巴金与靳以一道，创办了文学刊物《收获》。他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给了那些“嗷嗷待哺”的文学青年，壮大了文学队伍。
“文革”结束，巴金已是一位垂垂老人，但他为中国文学做些事的愿望依然迫切。建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了那几年巴金最真切的梦想。赵兰英回忆：“那些年，当送走一个个旧年，迎来一个个新年时，我去探望巴老，问他有什么心愿，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文学馆’。”
为了建造这个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留存重要资料、物证，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轨迹的博物馆，巴金发起倡议，联名多位作家上书，并身先士卒，向文学馆捐出了个人存款的大部分——1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几年后，当由叶圣陶先生写好的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能挂起来的时候，巴金成了“祥林嫂”，见人就要问。而这个文学馆，甚至让巴金魂牵梦绕：“巴老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他站在文学馆大门口，微笑地看着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梦醒后，他还躺在床上，一个人乐了好一阵子。”赵兰英说。
1985年，在多方努力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万寿寺开馆。巴金在家人的搀扶下激动地踏上文学馆石阶。这一天，他又将自己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献给了文学馆。
几年过去，万寿寺的旧房无法满足文学馆的需要，建造新馆势在必行。1993年，巴金上书中央领导，恳切地说：“文学馆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绝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
1996年11月25日，巴金92岁生日那天，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成为献给巴金的最为珍贵的礼物。2000年5月，文学馆新馆终于揭开面纱，而此时，重病的巴金已经无法前往亲睹。令人欣慰的是，文学馆的每一扇大门上，都嵌有巴金的手印，仿佛是纪念巴金为这座文学殿堂、为中国文学所做的实实在在的推动。
捧真心
他善待每一个人，总是捧出自己那颗滚烫的赤诚之心
追随大师多年，赵兰英感慨，巴金是一个令人感到温暖的人：“他善待每一个人，总是捧出自己那颗滚烫的赤诚之心。”
对爱人，巴金专心长情。
1936年，崇敬和爱慕，促使18岁的萧珊冲破少女的羞涩，写信约巴金见面。年长她14岁的巴金，喜欢上了这个热情的姑娘。1944年，两人结婚了，从此成为对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1972年，萧珊去世，巴金拍打着被白布单包着的萧珊，哭喊着她的名字。此后，萧珊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巴金的房间里。在1998年底的一次聊天中，巴金告诉赵兰英：“我的心愿是，死了后与萧珊在一起，骨灰撒大海。”2005年11月25日，他的心愿得以实现。
对朋友，巴金真诚相待。
有时候，他是敢于直言规劝的诤友：当老朋友曹禺头上的职务越来越多时，他却对其坦言相告：“不要囿于杂务，应该多写些好作品。”有时候，他敢于无视周围的眼光，给低谷逆境中的朋友送去真诚的安慰。上世纪50年代，作家萧乾受到批判，有些昔日的朋友选择了避而不见。巴金却不，他在公开场合大声地叫着萧乾的名字，大方地坐在他的身边，关照他要谦虚谨慎。
而他与冰心的友情，更是长达70年，真挚感人。上世纪30年代，巴金与冰心第一次见面，冰心就把巴金当成自己的弟弟。她说：“他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的真诚。”1999年3月，巴金病重。当他脱离危险期，从抢救室转到监护病房时，已经20多天没有开口的巴金，嚅动着嘴唇：“打电话”、“给冰心”。这六个字里，是极其深重的情谊。
对后辈，巴金热心提携。
当刘白羽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时，巴金告诉刘白羽，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出版一部他的作品集。令刘白羽始料未及的是，巴金拿出一个纸包对他说；“我已经帮你编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刘白羽接过来一看，自己在一年中发表的作品，已经全被巴金剪贴得整整齐齐。这便是刘白羽人生中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
对于身边的人，巴金总是说：“不要麻烦人家。”
他几乎从来不为自己的事麻烦别人。晚年手脚不灵，行动不便，家人朋友多次建议，请位推拿师来推拿。巴金总是说：“不要。不要麻烦人家。”
他也从不为子女和亲属的事麻烦别人。萧珊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上世纪50年代，她很想出去工作。巴金却从没向组织提出过，只是让她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当—名不占编制、不拿工资的义务编辑。1968年，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分配工作，巴金还是没有去“麻烦别人”，李小棠后来去了安徽农村。
1998年，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看巴金：“巴老，对组织上您有什么要求？”这一次，从来不麻烦别人的巴金，“麻烦”了组织——他指着身边的小吴和小张说：“请安排好他们。”
小吴来自四川农村，经人介绍1991年来到巴金家帮助料理巴金的生活。1997年，原在曹禺身边工作的河北农村小伙小张，也来到巴金身边。巴金唯一一次向组织请求安排，不是为自己的子女，而是为两位农村孩子的未来。
为人忠心真诚，待人虚心不伪，巴金的一生里，“真”字贯穿始终。
让赵兰英深感触动的是，巴金曾亲口对她说：“我这辈子写了那么多字，不如老周的八个字”。
老周，是巴金幼年在成都老家里一起玩儿的轿夫，也是巴金一生中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年幼的巴金最喜欢听老周“摆龙门阵”。每次，老周讲完故事总忘不了“教育”下这位四少爷：“要好好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你自己不要走错脚步。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在老家，巴金常去厨房帮仆人们烧火。他不停地将柴放进灶膛，常常把火弄灭了。老周一字一顿地对他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这八个字，巴金记了一辈子。“恨不能掏出心来”的这种真，燃烧了巴金的所有能量，也点亮了无数人的灵魂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