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
冼恒汉在文革中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犯了错误,于1977年被免去职务,他离休后,撰写了《难忘的记忆》、《回顾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文章。
冼恒汉与韩先楚的矛盾
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
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
韩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和董必武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毛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发的材料,
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1975年8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X在各组大讲特讲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又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能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题。
“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张达志与冼恒汉之矛遁
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潘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
江青对潘这个凶手一点不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的后台就是林彪、江青、
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