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的子女 冼恒汉谈1977年被撤职查办事件
山南慕北 2016-12-05
冼恒汉
冼恒汉的子女
目前网络上没有其子女信息。
冼恒汉谈1977年被撤职查办事件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完全不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织罪名。
当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报中央，椐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锁。对此，让人深感痛心，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的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后，大家建议，把毛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们传看。”
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传阅，最后交归我。会议结束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时，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只是有事到陈房间，看见了他，寒暄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米士奇来干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
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