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秋涛为何被评为上将 傅秋涛皖南事变成功突围之谜
彼岸花开 2016-12-01
傅秋涛
傅秋涛简介
傅秋涛(1907年-1981年)，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鸣山人。1907年8月3日生。从小给地主放牛、做长工。1925年参加工人纠察队。1927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江县雇农工会委员长，中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兼工会委员长，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团长，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在皖南事变中，他与右倾路线作了坚决斗争，率部与敌浴血奋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部队分散突出重围，保存了新四军的骨干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委员、支前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为战时后勤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动员部部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8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皖南事变成功突围之谜
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军事上受到重创，组织上蒙受重大损失的事件：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覆没；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干部牺牲；二纵队、三纵队两位司令员也牺牲在战场上。只有傅秋涛成功突围，他所指挥的一纵队的干部战士也突围出来约1000人，占全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并行开拔北上。傅秋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一纵队为左路纵队，周桂生司令员指挥的二纵队为中路纵队，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三纵队为右路纵队。军部机关及各直属队、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动，共计9000余人。行军路线为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奔苏南，然后北上。事实证明，由于叶挺与项英的指挥思想不一致，中路纵队、右路纵队陷入了军部指挥连续失误、战机一失再失的危局。中路、右路纵队的团以上指挥员个个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但伤亡惨重。只有左路纵队因与军部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干部牺牲较少。
傅秋涛的一纵队作为大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与军部在皖南事变中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因电台被毁，而失去了联系，使自己能够独立行动，处身于叶、项矛盾漩涡和项英的错误指挥之外，这是傅部胜利突围的关键所在。
战役战斗中会议时间过长，是兵家征战之大忌，新四军军部和左路纵队在战斗中都召开了时间较长的军事会议，而左路纵队的较长时间会议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围的基础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时新四军北移路线可供选择的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二是“东进”的路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到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三是“绕道”的路线。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三条路线都各有利弊。
经过比较分析、权衡利弊，新四军采用了“绕道”的方案。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绕道”是一条绝路。当三路纵队会攻星潭未克时，项英不敢强攻，理由是害怕伤员过多而影响转移，这反映了项英军事阅历不足和军事才能不够。但作为新四军和东南局党的最高领导，本着为党负责的心理，项英牢牢地把住军事指挥权，排斥叶挺。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项英主持召开了“百户坑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攻占星潭未果后的行动方案。会上，提出了几种行动方案，无非是前进、后退、迂回之争。良将用兵，贵在神速，但项英此时迟疑不决，会议前后历时7个多小时，使国民党军在星潭完成了围堵行动。最后，项英下了一个回头突围的决心，几经波折，使军心失衡，斗志涣散，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与军部的情况相反，左路纵队在“百户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开了“梓坑会议”，讨论本纵队突围的路线问题。会议也讨论了几个小时。会议经过分析，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向苏南转移。苏南是新一支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会议还决定，老一团打前卫，新一团打掩护，当纵队司令部冲出后，支队全体人员在板桥集合。会议虽然也开了几个小时，但最终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围的基础。
由于“梓坑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突围方向，一纵队突围的战术方式也随之确定，即：“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具体的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穿过。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顽52师154团的一个营防守。走这一条路突围是一着险棋，但兵不厌诈，用兵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历经大小三次殊死的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一纵队的一部分干部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青洪帮，向为反动会道门组织，而恰恰是青洪帮门徒帮助了傅秋涛部的突围突围
出“三节水”后，傅秋涛部进入泾（县）、宁（国）、宣（城）三县边境的山区——老虎坪，收集了300余人的队伍。其中，连以上干部仅缺两人，营以上干部仅缺一人。（这个数字统计的是老一团建制内的干部。新一团因在三节水突围中负责后卫，没有突围出来，后从北路突围到江北无为。）在老虎坪，傅秋涛迅速恢复了部队编制，编了一个步兵连，两个手枪连，为继续突围做了种种准备。后来，由于国民党围剿加剧，傅秋涛不得已在与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将300余人的队伍又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突围之前，为轻装上阵，安置了病号、伤员，将爱人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甚至将刚满一岁的女儿也送给老乡，仅带着老侦察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以及孔诚、汪其祥、李贵诚等12名精干的干部组成的队伍，于1941年2月2日，离开坚持斗争了二十几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往苏南方向的惊心动魄的化装突围。
沿途，他们灵活机动，或装作百姓，或装作国民党52师的便衣，晓宿夜行，风雨兼程。行至第三天，当小分队进入宣城境内的一条山沟里休息时，汪克明掏出怀表看时间，有两个人凑上来，看了看说，你这是瑞士表，经过一番言语交锋，始知对方是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门下的两个徒弟，双方关系密切起来。
原来，老一团在1938年6月，曾经随陈毅、粟裕等到江南进行战略侦察，一支队曾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活动，二支队在高淳、当涂、江宁、溧水一带活动。当时，日军已占领了南京一带，但由于兵力不足，在农村有许多真空地带。江南一带留下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社会渣子乘机拉杆子起事。兵匪一家，有几个人、几条枪，就自称司令。司令多如牛毛，同日寇一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了打开局面，就必须消灭这些“司令”。新四军老一团经过周密的侦察，在江南一举消灭了刘春发匪部；又在南京桑园铺一带，全歼了朱永祥匪部，活捉了朱永祥等多人。事过不久，附近的青洪帮头子陈玉庚求见，原来俘虏中，朱永祥的警卫连长是陈玉庚的三弟。陈玉庚为了同傅秋涛拉关系，特地送来了两挺机枪、两支驳壳枪、两匹马，这在当时是一笔重礼！为了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鉴于陈玉庚三弟也并非罪大恶极之徒，傅秋涛答应了陈玉庚的要求，放了其三弟，两家从此交了朋友。
在两个青洪帮门徒的帮助下，傅秋涛等越过了52师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越过孙家埠渡过水阳江，进入广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区。当队伍在一个村子休息时，遇上了国民党保安队，他们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南漪湖边。此时，只见湖边停着两只大船，被船主误认为是52师的便衣队，怎么也不肯给摆渡，眼见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枪来说：不走就打死你！被迫之下，船老大开了船。终于甩开了保安队。船至湖心，傅秋涛向船老大道歉，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船老大笑了，说：如若不是及时说出你们是新四军，到了湖水深处，就准备沉船，将你们全淹死。
过了湖，很快到达东坝地区，国民党52师又封锁了渡口，傅秋涛命令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坝去侦察，不料汪被保安团抓住，幸亏他斗争经验丰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来。接着，傅秋涛在离下坝约两里的地方雇了一条船，过了河，经溧水到溧阳。2月10日，经过七灾八难、艰难曲折，历时一个月零四天，傅秋涛终于到了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一行12人全都胜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