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给许世友当副手 美名远扬的清廉将军王建安
彼岸花开 2016-11-29
王建安
王建安1927年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和指挥过许多著名战役。他卓越的指挥才能，早就享有盛誉；而他的人格魅力，也是远近闻名，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长期担任副职 从不计较个人名利
王建安，1907年11月8日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线兵团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并召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听听前线的意见，再作出具体的部署。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征尘，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当前的任务。讲完以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答道：“服从军委的决定。”说着，站了起来。毛泽东很高兴，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解释道：“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团结”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许世友，而且他们过去又有过一些争执和误会。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衰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拖枪出去，回四川打游击。临出发前，王建安觉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但许世友因此对王建安持有成见，两人之间结下了疙瘩。
这次打济南，王建安能愿意给许世友当副手，友好共事吗？王建安没有犹豫，他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笑了，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说：“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说罢大笑起来。随后，毛泽东安排王建安去找周恩来商谈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秉烛长谈，一直谈到翌日东方发白。等到王建安告别周恩来的时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儿子王东波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未讲过这件公文包的来历，这件公文包后来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几十个春秋，到底是毛泽东赠送的还是周副主席赠送的，成了一个谜。
当日，王建安即赶往山东青州华野指挥部，向华野领导传达中央军委的最新指示，并竭尽全力配合许世友指挥部队，攻克济南。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非常兴奋，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
1954年，王建安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军委顾问，尔后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建安在建国后一直担任副职，他的一些上级都是昔日的部下。叶剑英元帅曾对他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深入实际真调研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王建安常说：“一个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作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瞎指挥的官僚。”因此，无论是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还是后来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他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
王建安年纪大了，长期的戎马生涯，过度的劳累，使他身患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要爬山，不要跑路，不要劳累，要注意休息。然而从粉碎“四人帮”到他1980年逝世的4年间，王建安每年搞调查研究的时间不下四五个月。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几乎其它各省都走遍了。
王建安搞调查研究，最反对的是前呼后拥层层陪送。有一次，王建安在福州部队某师进行调查，军领导非要陪他下去不可。王建安几次劝说不要陪伴，可这些领导同志总觉得不陪有些过意不去。最后，王建安激动地说：“你们要去我就不去了！”王建安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顶头上司，你们往那儿一站，人家就不敢讲话了。而要真正改进工作，就要听一听群众的心里话，这样对你们有好处。”说完，他独自一人乘吉普车下基层去了。一次下连视察时，王建安同战士一起端着大碗，吃一样的饭菜。秘书立刻拿出照相机，想把这一镜头照下来，却遭到了王建安的制止。他说：“我们到连队吃饭，是为了了解战士的生活，不是为了摆样子，有啥好照的。”
1978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南方一个城市驻军调研。他让秘书事先打电话通知某部6连所在的部队值班室：“明天上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王建安到6连调研。”并传达了王建安不要陪同、不给连队找麻烦的意见。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车就在营门外停住了，他特意嘱咐司机要等起床号响后，车才能开进营区，而自己却下车健步朝连队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层官兵们此刻还多在梦乡里，王建安独自来到连队操场、猪圈查看。年轻的饲养员性格很开朗，见一位老军人来了也没在意，王建安问一句，他回答一句。当他弄清面前这个老头并不是他们部队的直接领导时，说话更随便了。王建安问：“小伙子，你养的猪够肥的，每周能宰一头吗？”“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猪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参观检查从旁边那个连队的猪圈借来3头。硬凑在一起的猪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与饲养员交谈过后，战士们已经起床了，王建安朝士兵宿舍走去。连队的内务卫生真是整齐划一，床单平整得像刚熨过一样，棉被叠得有棱有角，有的还压上一个方凳。王建安顺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湿，就嘱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听到的回答却是：“那可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
王建安又来到操场，没有看见出操的队伍，只是看到手拿扫帚、肩挑水桶的士兵在清扫操场。他顺手摸了一把生锈的单杠和落了一层浮土的双杠，问为什么不训练，听到的回答仍然是：“今天军委首长要来参观、检查。”早饭过后，军、师、团、营领导陆续赶到6连，来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场的王建安。在王建安的劝说下，陪同人员渐渐离去，王建安只和连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会上，战士们畅所欲言，把心中想说的话都掏给了王建安。这次视察部队结束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有一次，王建安听说一个部队训练成绩非常好，其它工作也很拔尖，决意到这个部队走一走，掌握点第一手资料。到部队跟战士一聊，发觉典型经验中掺了不少假的东西。比如训练，一部分人练这个课目，另一部分人练那个课目；成绩不好的，上边来参观时，干脆不准到训练场。再比如养猪，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要凑够一定的头数，暂时向别的单位借猪。靠这类办法，这个部队工作样样走在“前”。可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却熟视无睹，还反复宣传这个部队的经验。王建安了解清楚后，一边严肃地批评了这个部队的领导，一边写出了关于这个训练典型的调查报告。
1979年11月上旬，王建安到福州部队步校住了五天，其中用三个半大和学员一起，坐着小板凳听教员讲课，其它时间分别召开了老学员、新学员、教员、学校领导等四个座谈会。他每天清晨，到操场看学员出操，还抓紧一些间隙到靶场、战术演习场、宿舍、伙房、饭堂和菜地，边看边同干部战士谈心。因此，虽然王建安在步校时间不长，了解情况却很多很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教员配备和学员选调，直到后勤保障，甚至教员加班备课需要夜餐的问题，他都摸得清清楚楚。有些问题，学校自身可以解决的，他同校领导一起研究了办法；有些问题需要上级解决的，他向军委写了报告，使大家反映的意见和要求条条都有着落。
在这个师调查期间，一天清晨，部队还没有起床，王建安已经来到某连了解情况。他先看了猪圈和菜地，然后看望了正在准备早餐的炊事班，看了干部战士的队列表演，在连里和战士一起吃了饭。王建安发现大米饭煮得不太熟，茄子、土豆炒的味道也不好。他和战士交谈，从这顿饭谈到连队经常伙食情况，从炊事员的烹调技术谈到炊事员变动太快，新手太多，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老炊事班长留队转志愿兵的建议。王建安高兴地说：“这个建议很好嘛，红军时候许多炊事班长都是长着胡子的老同志，他们关心同志，改善生活很有办法。”就这个问题他同各级领导交换了意见，最后写进给军委的调查报告里。
在王建安去世的1980年，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他仍有78天时间赴外地搞调查。这段时间，先后给中央、中央军委、中纪委写出了12份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报喜又报忧，有情况，有分析，有批评，有建议，反映的是广大基层群众的呼声。这些调查报告生动地反映了部队的实际，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的措施和建议。
清廉将军 美名远扬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人格，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对他两袖清风地为人民办事的优良作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这种情况已有了不少先例。于是，有位领导同志向他建议：也给玉清办个手续吧！王建安却坚决拒绝了。他调军委工作以后，组织上考虑他5个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回一两个到身边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让。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直到他逝世，他的子女全都在外地工作。
在生活上，王建安坚决反对搞特殊。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可他家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
王建安下部队，历来反对事先打招呼。有一次，他去自己工作过的老部队检查工作，部队领导一看老首长回来了，决定请他吃顿饭。开饭时，他一进饭堂，看见杯盘碗碟摆个满桌，马上说：“不是说便饭吗？这能叫便饭？中央三令五申不让请客送礼，我们高级干部不带头，中央的指示就没办法落实，把酒菜撤下去吧！不然的话，这顿饭我就不吃了。”部队领导露出为难之色，再三强调说：“既然准备好了，就下不为例吧！”王建安说：“不能搞下不为例，事情很好办嘛，酒未开瓶，收起来；菜，卖给隔壁的干部灶。’直到撤去额外的酒菜，他才拿起了筷子。王建安常说，不能把吃吃喝喝看成小事，要端正党风，要讲廉洁，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也不能放过，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给群众做好样子。
一次，王建安到江西南昌某部调查研究。工作完毕，秘书建议到井冈山看看，他回答说可以。当王建安知道有关部门要从南昌调专车，便断然取消了上井冈山的计划。他说：“上井冈山不是工作需要，咱不能浪费这几百里路程的汽油。”
还有一次在某师调研期间，某团里晚上放电影，王建安也来“凑热闹”。当他看见电影机前中间位置赫然摆一排“首长专座’－条桌、藤椅、茶缸、水瓶，应有尽有，而普通士兵都坐在被包上。王建安问团领导：“你们摆这个干什么？”回答是：“首长喝水方便。”王建安问：“两个小时不喝水就会渴死？战士们都带了水瓶茶壶没有？”团领导曰：“首长年纪大。”王建安不悦地说：“你们要坐你们坐，反正我不坐。”言罢，拿上自己带的小凳子，到士兵中间坐下。全团官兵看到这一幕，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上海延安饭店为部队中转的饭店，南京军区曾规定师、军以上军官在该饭店11楼小餐厅就餐的给予一定补助，随行人员（含家属子女）在1楼大食堂就餐，没有补助。但由于牵涉到军师级干部，这个规定在实际中难以执行。一天，王建安和家人下榻延安饭店。当他到11楼就餐时，家属、子女、秘书、司机等都随他入席。王建安不悦，断然将他们都赶到1楼。
1980年8月，几位老战友、老部下得知王建安一个月前已经离去的消息，都为之震惊：“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王建安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家互相追问，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大家最后一致抱怨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为什么没通报一声？可后来他们才知道，工建安去世的消息不仅他们不知道，连他在外地的5个子女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980年7月 25 日，王建安不幸病逝。在去世不久前，王建安同夫人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在自己病重的时候，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以，王建安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几个孩子从外地赶回来之后，他们开了个家庭会，最后形成了五个“不”：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好友；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8月4日，《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家属办丧事一切从俭节约的高尚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