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为什么支持彭德怀 张闻天文革中被殴打
山南慕北 2016-11-23
张闻天彭德怀文革中被批斗
张闻天为什么支持彭德怀
1959年7月上庐山之前和上庐山之初,张闻天与彭德怀有过几次交谈,二人对到各地视察所发现的“大跃进”的恶果都忧心忡忡,并认为问题的产生涉及到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等,他们的看法颇为接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类似于1935年张、毛两人的“阴谋”,但张闻天与彭德怀两人肯定没有“变换中央领导”的意图。
会议前期,张闻天内心想法颇多,并曾准备给毛泽东写信谈谈有关“大跃进”的问题以使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小组会上他却一直没有开口,“只是平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7月16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公开印发后,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他的意见或者肯定他的做法,但也有少数“说话很有份量”的毛身边的重臣公开表示反对,到7月20日左右,有关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和对此信的支持的小道消息已经在庐山上传播开来。正在这形势渐趋紧张之际,张闻天下定决心开始准备发言提纲,公开表示对彭信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给他打电话“通风”,要他发言时不要提“大炼钢铁”的问题,因为“上面”(指毛泽东)“有不同看法”,胡乔木也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但张闻天毫不为之所动。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整整讲了3个钟头”。
如果说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感性成份更多一些的话,张闻天的发言则充满了理性的锋芒,更有说服力。他不光指出“大跃进”的种种“缺点错误”,还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揭示“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的危害,并从“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方面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的这篇发言简直就是一个理论报告,其矛头隐隐指向毛泽东。
显然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的信虽然不合心意,但还不算什么大问题,而张闻天的很有理论深度的发言则更具威胁性,不能不全力对付了。张闻天发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毛的讲话疾言厉色,冷嘲热讽,强词夺理,给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发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威胁。毛的霸气又一次扭转了局势,庐山会议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遭受猛烈打击,从此被排除出决策圈。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是想在关键时刻推动会议向反“左”的正确方向行进,也不排除条件成熟时在一定程度上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使之彻底“退休”的成份。从会议进程来看,彭德怀写信后一个多星期里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而张闻天发言后才两天毛就急不可待地发起“反击”,可见张的发言的确对庐山会议的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许正因此,近年来有文章对张闻天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颇有微词,认为如果不是他们毛泽东就不会“反右”,对“大跃进”一定程度上的“纠偏”就不会中断,“大跃进”也就不会发展到两年后的大灾难。这种观点表面看似有道理,但其实是混淆是非。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实际上是很浮浅的,他固然想扭转经济上的困境,但对“大跃进”却“还要坚持”,庐山会议的意图是要使高层领导干部“统一思想,鼓起气来”,继续沿着他指示的航向“大跃进”,所以,不管庐山上是不是闹那么一出“大转折”的戏,“大跃进”是不会停息的,大灾难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张闻天们在庐山上的抗争是避免灾难的最后努力,也是改变历史的最后机会。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具有拯救国家和民众的历史性意义,只可惜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张闻天文革中被殴打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