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刘半农双簧戏 嘲讽林纾掀起骂战
山南慕北 2016-11-22
钱玄同刘半农双簧戏
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并列刊出了两封信件。一封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信以文言写成,故意以一个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说话,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而另一篇《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由刘半农执笔,通篇都与前文针锋相对。
钱玄同很有旧学的底子,他在化名王敬轩的信中通篇攻击新文化人,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文中还特意大大赞扬了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家林纾:“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
而针对“王敬轩”的言论,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予以了批驳,并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尤其以林纾当射击的靶子,刘半农讥笑林氏翻译的外国名著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什么价值。
可以说,由钱玄同、刘半农执笔的两篇文章针锋相对,形成了水火不容的论争之势。这样一来,林纾算是莫名其妙地被拉进了骂战旋涡。
为什么偏偏挑选林纾充当头号敌人呢?作为清末民初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的成就,林纾是公认的晚清“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对于新文化运动,林纾本来一直保持着沉默静观的态度。但在“双簧信”的明显挑衅之下,他终于按捺不住,跃身上阵了。
1919年2月和3月,上海《新申报》先后发表了林纾的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妖梦》。这两篇小说以文言的仿聊斋体写成,都是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18日,林纾又给蔡元培写信,希望他以校长的身份约束教员的“胡闹”。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说新道德推崇者蔑视父母养育之恩是“人头畜鸣”。
林纾那边的回应多有谩骂攻击之词,这边新文化阵营却不免又惊又喜。期盼中的敌人终于出现了!“骂战”必然引起社会关注,何况又是林纾这种已有盛名的人物。而针对林纾指责北大的言辞,蔡元培的复信中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响当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着蔡元培流传青史,不知被后人转载引用多少次。
林纾和蔡元培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他们之间发生的问答、争辩非常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许多报纸纷纷报道并刊登林、蔡的言论往来,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的关注。原先只是囿于学术界的思想分歧,在新闻媒体的煽风点火之下顿时闹得满城风雨、众声喧哗,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事后,逐渐平静下来的林纾还是颇有君子风范,后悔自己怒火中烧时的口不择言。他亲自写信给各个报馆,承认自己骂人的错处。可见,林纾还是一个敢作敢为、颇有担当的人物。然而,林纾只对私人意气用事认错,他仍倔强地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他说:“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在新潮涌动的民国,年纪老迈的林纾实在难挽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