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戏剧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经历文革后的曹禺,晚年也感觉写不出东西。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换、抽空。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
上世纪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写成。
万方在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看到了这一时期曹禺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它们大多只在稿纸上开了一个头。万方说,文学创作完全是依靠人的生命,如果生命被扭曲,很难写出东西。父亲那时常对她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锢得这么紧,总是放不开。”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碴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她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万方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本,静一静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和
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