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如何成为“阎王” 陆定一成“打倒阎王”首要对象
彼岸花开 2016-11-18
陆定一
196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等几个会议，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调整方针。到下半年，由于形势开始好转，也由于从年初以来在恢复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中存在意见分歧，国际形势又出现了一些变故、争端，于是毛泽东又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这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包括为全会准备文件的中央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从7月25日到9月27日，共开了两个多月。在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下，这次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和批“三风”，即邓子恢的“单干风”，彭德怀的“翻案风”，以及一些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的“黑暗风”。只用很少的时间研究和讨论工作问题。
在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批判小说《刘志丹》的事件。
陆定一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他对习仲勋、贾拓夫都是很了解的。50年代初，有一年多的时间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和陆定一的关系处得很好。而陆定一和贾拓夫在长征中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共同创作过歌颂长征的歌词。陆定一不相信习仲勋、贾拓夫会反党。他认为阎红彦告发这件事情，可能是过去的恩恩怨怨造成的。由于康生在兴风作浪，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陆定一也无可奈何。
会议最后发表公报，“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段话后来成为“十年动乱”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主要依据。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断，而且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的。
文艺界的多事之秋
最早在文艺界兴风作浪的是江青。解放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后来毛泽东改变看法了，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她到中宣部，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她提出要干什么，陆定一也很少顶她。只有一次，她提出电影的问题很多，中宣部应当对每部影片都进行审查。陆定一说，每部电影都由中宣部审查，中宣部的干部都去审查电影也审不过来。这一下就得罪江青了。
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几个大区进行了调演。中宣部、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
这个时候，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工作，在了解各地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又提出文化领域的问题，并首先对戏剧提出批评。
1963年12月9日，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116号刊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中宣部文艺处把这份材料给了江青，江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2月12日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还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下面，做了如下的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不是批给中宣部，而是批给彭真、刘仁，说明他对文艺工作特别是北京文艺工作的不满意。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林默涵，要他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1964年元旦，刘少奇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交给林默涵，林看了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周扬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来了。后来江青问林默涵：主席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林默涵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份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林默涵只好从周扬那里取来稿子给了江青。这个报告并未定稿，江青抢先把它送给毛泽东。
6月27日，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报告的草稿上写下了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下达以后，文化部和各协会人员没有思想准备，有如被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
这两个批示在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都受到批判。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大到其它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文艺界以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这种现象，作为党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书记处主管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书记以及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心里总是不平静的，甚至有一些困惑：现在大张旗鼓进行批判的许多问题，都是学术问题，为什么不能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解决呢?他感到问题这么严重，自己也是要负领导责任的。
当时，毛泽东对陆定一是保护的。他曾表示，对于文艺界的问题，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所以提出不应责备陆定一同志。
1964年年底，即将召开三届全国人大，换届后的国务院，沈雁冰（茅盾）不再当文化部长了。周恩来和陆定一商量，由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部长。陆定一说，我没有时间再去管文化部了。商量的结果是请萧望东同志来当副部长、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
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如果说，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那么，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性质则完全不同了。
姚文元在这篇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文章里，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这分明是姚文元对吴晗的政治陷害。
其实，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没多久，江青就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要求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
在四位高级干部的注视下，江青得意地敲打着手里的铅笔，不阴不阳地说：“深刻理解了主席前一阶段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看了一眼态度不置可否的陆定一，她又进一步暗示说：“你们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一直怀着最大耐心听江青高谈阔论的陆定一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态度坚决地说：“对海瑞进行研究，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海瑞罢官》，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这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地从事为好？”陆定一说完，几位主事的副部长也大都表示不能立刻批《海瑞罢官》。
江青此刻虽然懊恼异常，但还是掩饰地摆摆手说：“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们以后再谈吧？”此后不久，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数据》发到党内县一级单位，其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
然而这件事仍没有引起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京的几位文艺评论家也拒绝为江青批《海瑞罢官》执笔写作。气急败坏的江青就把这笔账全记在了陆定一头上，她曾几次在工作人员面前表示采劝措施”。
后来，江青秘密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合作，借上海攻北京。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拍板成交，决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还决定，此事要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总理保密。
“保密了七八个月”后，1965年11月10日，这篇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文章终于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接着，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
明确拒绝过江青无理要求的陆定一这时已对文章的背景有所了解，但是他和新华社的负责人看过文章后都认为，姚文元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把《海瑞罢官》中的学术问题硬联系“单干风”、“翻案风”，不仅很勉强，而且有故意夸大事实，挑起事端之嫌。所以，陆定一支持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做法，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北京各大报刊在毛泽东的压力和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被迫转载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在搜集整理解放以来许多次学术批判材料的基础上，大部分与会者赞同彭真所说的“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的看法。同时表示，对于学术讨论，要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还特别述说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指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只有康生“力排众议”，坚持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政治背景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提出了在学术讨论中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极“左”偏差。
此后，《汇报提纲》经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向毛泽东汇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还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领袖挑起这场争论，进而掀起反修防修大革命、大运动的最终目的。因此，他们越是想限制这场争论的性质和范围，越是容易引起毛泽东的反感。
在3月中旬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评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事后，毛泽东还对陆定一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严肃批评：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身为两部部长的陆定一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阎王，属于“打倒阎王”的首要选择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