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为何杀陈独秀之子陈延年 吴稚晖与陈独秀对骂
山南慕北 2016-11-18
吴稚晖蒋介石
吴稚晖为何杀陈独秀之子陈延年
1927年6月,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恒丰里104号的中共秘密会所被捕,因当时陈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所以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五马路东亚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 与此同时,赵世炎、王若飞等也在想方设法营救陈延年,甚至和敌办案人员谈妥,交800元放人。
盛夏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一幢楼房的胡适,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胡适一看,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陈友生”,就是陈姓朋友所生,分明是指陈独秀这个老朋友生的孩子啊!
尽管凶多吉少,胡适还是答应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1921年秋天,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为争夺里昂中法大学与吴稚晖等闹矛盾,被押送回国。此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思忖再三,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这杨虎不是别人,正是随蒋介石一路制造赣州事件、九江惨案、安庆“三二二”事件的特务处长。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后,时年29岁,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陈延年至死也不知道,吴稚晖在狱外出卖自己的细节。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
吴稚晖与陈独秀对骂
作为蒋介石的老“师爷”,吴稚晖辅佐蒋介石的第一个得意之笔,就是弹劾共产党。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他指着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鼻子骂共产主义。
1927年2月19日,中共在上海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吴稚晖利用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资格,倚老卖老,劝阻起义的准备,并认为共产党发动起义是无意与国民党合作的表示。他说:“难道国民党还不够革命吗?倘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我站在国民党地位敢提抗议!”
吴稚晖的言行,令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非常不满。他致函吴稚晖:国民党与共产党万万不可分离,共产党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他特别强调:“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望勿为右派浮言所动,以至大家闹无谓意见,而为敌人所喜。”
1927年3月6日,吴稚晖在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他对陈独秀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者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
陈独秀大笑道:“稚老,你太迂阔了!试看现在的世界,尽是共产革命的世界,实行共产,怎能在二百年后呢?”
吴稚晖则骂道:“现在中国不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你们何必急切轻挂招牌,只是疯癫!是挂狗头卖羊肉!”
陈独秀更不相让,对骂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共和孰优?”
吴稚晖知道陈独秀态度坚决,便突然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回答:“中国实行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只要20年时间。”
吴稚晖听罢双脚直跳:“如此,国民党生命只剩19年了,前时孙总理答越飞:国民革命完成应需30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大趋向,并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陈独秀坚定地说。
与陈独秀当面论争后,吴稚晖痛感共产党“取人性命太急”,自觉地成为蒋介石反共清党的“黑高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