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成刘少奇的“先锋打手” 彭真带头对毛泽东喊“万岁”

彭真毛泽东

　　有句话叫做“楚材晋用”，可现代史上正相反，是“晋材楚用”，如徐向前、华国锋之于毛泽东；彭真、薄一波之于刘少奇。彭真原名傅茂公，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由于家贫，小傅12岁才上私塾。1923年入党后在太原、天津等地从事党务工作，做过天津党组织的书记和顺直省委常委。1928年3月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和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北方视察顺直省委（机关设在天津）的工作，两人由此相识。次年6月，刘少奇调任满洲省委书记（在那里他遇到了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彭真却不幸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判刑9年。但他很快又来了点小运气：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林森接任国民政府主席，仿照古代新天子即位“大赦天下”之例，宣布重刑犯减刑三分之一，彭真的刑期遂减为六年，于1935年夏刑满出狱，很快恢复了组织关系，仍在天津工作。“前度刘郎今又来”，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达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他的秘书是林枫）。当时有一批干部关在北平监狱里，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建议让他们在自首书上签字搞“假投降”，以便出狱，刘少奇请示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后即付诸行动，狱中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由此出狱（这批人后来成为刘系骨干）。这档子事还没办完，刘、柯两人就闹翻了：刘少奇任命彭真取代了柯庆施的组织部长职务。彭真交好运有几个原因：一是刘少奇到北方局，对具体情况不熟悉，需要借重当地的干部；二是他与刘少奇以前有过交往，而刘用人特别注重个人渊源；更重要的事，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干部，提拔起来后自然会对刘少奇这个大人物感恩戴德，而柯庆施当年与刘少奇同在苏俄留学，都见过列宁，两个资历相当，熟人眼里无权威，这就不利于少奇同志领袖形象的塑造。但台面上的理由是柯氏太“左”，不合时宜。1937年5月，彭真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袖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会后他正式改名彭真。紧接着又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算是开了眼界。会上刘少奇指责过去十年间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太“左”，激起轩然大波：在基层代表中，柯庆施反唇相讥，说刘太“右”，彭真则对他的恩主予以支持；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刘少奇的观点，但正欲大树特树自己个人权威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对原有中央的叫板。此后，毛、刘联手对王明路线把持的中央进行猛烈抨击。刘少奇的行情也日益看涨，毛泽东倚重他在政治上平衡周恩来的影响，在理论上对抗王明、张闻天，在军事上牵制朱德、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又需要自己的班底，彭真也就连交好运。抗日战争时，北方局机关迁到太原。那时八路军115师副师长聂荣臻领导创建了最早的和最大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并于1938年1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政府。一切都弄好了，彭真于3月大驾光临，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常驻边区，“协同”聂荣臻工作，他头头是道的作报告、写文章，并于11月反客为主地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随着刘少奇地位的不断攀升，其势力也不断膨胀。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之妻陆璀是刘少奇的秘书，毛泽东以刘少奇、饶漱石来牵制曾把他轰下台的陈毅。彭真也跟着沾光，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接替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兼整人的运动，大力批判王明路线，毛倚重的是刘少奇，刘则倚重彭真，彭真于是回延安向理论方面发展，历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与刘少奇、康生一起成为整风运动的教主。而柯庆施则成了挨整的对象，被斗得遍体鳞伤；对柯庆施表示同情的陶铸也被关押起来。但是权谋大师毛泽东后来又出面将柯、陶两人救出，结果，这两个人对毛泽东感激戴德，对刘少奇等则心怀不满。

　　彭真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带头对毛泽东喊“万岁”，毛泽东很受用，对彭真也就一再提拔。在中共七大会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用大量的褒义词对毛泽东歌功颂德，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彭真也得到了闪亮登场的机会，出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资格审查报告，并作《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虽然他离开敌占区已经有许多年了）。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三人，其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张闻天、彭德怀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员；新增的四人中，林伯渠、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德高望重，真正的暴发户是高岗、彭真。高岗还可以说是占有地利，因为他是陕北根据地仅存的创建人和西北局书记，彭真的当选则主要是“山呼万岁”所赐了，这倒给其他人指明了一条晋升之道：跟主持，捧方丈。当然彭真的晋升比起当年的王明一伙来显得更为合理，毕竟他已有二十多年党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指定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彭真和陈云又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富有战略眼光的黄克诚将军提议派遣五至十万大军挺进东北，以创建东北总根据地，为中央所许。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派出了他心目中最得力的干部——彭真出任东北局书记。刘少奇考虑得很周到，因为此行需要与苏军将领打交道，为方便计，以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中将军衔，到东北不久，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中将为第一政委。不幸，东北局的工作对身高体壮的彭真来说是一副过于沉重的担子，他在东北局书记的位子上勉强支撑了九个月，不得不让位于身材瘦小的林彪。敢情在聂荣臻已经打好的地盘上高谈阔论是一回事，而要自己打地盘又是另一回事啊。不知是因为局势太紧张无暇顾及，还是因恨铁不成钢而存心让其难堪，刘少奇竟然没有给彭真来个“异地平调”，而是让他十分丢脸地就地降职。1946年6月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兼政委，彭真尴尬地改任副书记、副政委。

　　不到一年，彭真又交了好运。那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打游击，为了防止中央总部被胡宗南一锅端，毛泽东安排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晋察冀开展工作，于是刘少奇很快将彭真调到西北坡来，弄了个“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的头衔。在北平解放后，他又当上了市委书记，与市长叶剑英一起管理新中国的首都。建国时，周恩来的政府部门中并没有适合的部长位子给彭真，那时出席政协会议的国统区的代表们对董必武这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联合国旧金山会议的出席者久闻其名，但他们不知道彭真是铜匠还是铁匠，结果董必武出任副总理兼政法委主任，彭真只能在政法委弄个副主任干干。后因叶剑英南下就任广州市长，彭真遂于1951年2月兼任北京市长，那时当官没有届次和年头的限制，彭真一当就是十五年，结果北京市被他打理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作为京城太守，彭真占有地利，每逢盛大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以及后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时常能捞到主持典礼或发表讲话之类抛头露面的美差。

　　很快发生了一起争权夺利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高饶路线。毛泽东有心削弱（注意这个词）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他倚重高岗去办理，不想高岗领会错了圣意，他冒冒失失的想拱倒刘少奇。于是联合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多么有趣的人选）夹击刘少奇，办法是先扫清刘少奇的外围阵地，于是拿他的心腹开刀。高岗出面整财政部长薄一波，饶漱石出面整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幸，高岗在极不策略的同时、发起拱倒周恩来的进攻，这就犯了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结果刘、周联手反击，高、饶败下阵来。刘少奇大概没有想到他所器重的 “青年政治家” 小饶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只恨自己种龙蛋收跳蚤，不过因此也就更加倚重彭真。这件事似乎也证明刘少奇在党内树大根深，此后人们视反刘为畏途。

　　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召开，刘少奇成为人大委员长，他把彭真弄进人大来当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同样当了十多年。那时候也不讲究三权分立之类，于是出现了行政官员（北京市市长）兼任议会职务（人大副委员长）的怪事。次年举行典礼，给元帅授军衔和勋章，本来由人大委员长来宣读国家主席的命令更合适一些，或许刘少奇觉得自己当这个典礼官大材小用了，加上他原定的元帅军衔也没了，心中难免不快，于是就由彭真来扮演这一角色。

　　中共八大是一次盛会，有几十个外国政党的代表团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而这原本应是第一号领袖的专利，联想到苏共十九大会上由马林科夫代替斯大林做政治报告的情景，人们应该明白刘少奇已经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了。由于受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刘少奇在报告中只有一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与七大时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在会上中头彩的是陈云和邓小平，他俩因反对高饶有功而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并分别担任中央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刘系大将薄一波也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子文担任中组部长；彭真得分不多，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但在书记处，他的排名仅次于邓小平，分管统战、政法事宜。或许是为了安慰彭真，两个月后他就率领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苏捷罗保阿南），并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意共八大。与职业外交官和技术官员的出访不同，这类党务干部的出访主要是奖励性质，说明当事人正受宠信，因而可以享受这种免费到国外观光旅游的待遇，享受异国情调。

　　1959年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当上了国家主席，薄一波当上了副总理，林枫也在人大副委员长中添居末位。刘派进入鼎盛时期。彭真虽然没有进步，但权势不减。他甚至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次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谈，与赫鲁晓夫发生激烈争论，这使彭名声大噪；半年后参加刘邓带领的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又率人大代表团访问朝鲜、越南。1963年7月随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访苏，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会谈，这类意识形态的会谈除了争吵一无所获。三届人大会上彭真如前所述成为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这应该是他在人大所能站到的最高位置了。因为委员长是朱德元帅，这是彭真所无法逾越的。他在这一高位得到的唯一的美差是率人大代表团出访印尼，这是他文革前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中国人素有抱粗腿的传统，既然毛主席把大权交给了少奇同志，于是大家竞相地对少奇表忠心，渐渐的心中只有刘主席而没有毛主席了，毛大权旁落，说话不灵了。刘少奇也渐渐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变得大胆、随便，在毛发言时随意插话，凡事习惯于自己当家而不再请示毛，对毛的话不再放在心上，彭真等人也跟着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远不像周恩来那样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克制、机智的风格，而是变得自以为是和麻木、迟钝。刘少奇还奢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把毛泽东送上中共中央名誉主席的冷板凳，这是毛泽东所决不会答应的。其实毛泽东的惯用手法是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选定第一接班人的同时，也安排了第二梯队对接班人进行牵制，只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

　　早在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当时认为是对彭德怀元帅进行牵制，实则大有深意。而且与刘少奇有宿怨的柯庆施同时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个信号，说明毛对刘并不完全信任。柯此前曾说：“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看来他也从刘、彭的发迹史中学了一点乖。柯庆施与陶铸还在三届人大会上成为副总理。刘少奇居然没有感觉到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了。只是“世有良材天不永”（陶铸挽柯诗），柯庆施死得早，来不及对刘报一箭之仇。毛不得不另选先锋大将。陶铸，还有柯的助手张春桥，毛夫人江青遂被推上前台。陶铸后来升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排在毛、林、周之后的第四位。显然他将是毛准备用来炮打刘邓司令部的主力，不过陶铸反刘而亲邓，而且对刘并不想过于为难，所以很快就失宠了。

　　刘派的另一失误是没有与林彪搞好关系，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搞不好。刘少奇心目中护着彭真，而彭与林当年在东北形同水火，刘少奇言语之中还对身体病病恹恹的林彪多有怠慢。彭真更妙，他居然大大咧咧的对即将离京出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说：“林彪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丝毫也不掩饰他对林的厌恶。只可惜，国防部长不是由人大副委员长（哪怕是第一副委员长）来任免的，虽说形式上要经过人大。

　　文革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有两点是肯定的：毛、刘的权力之争和毛对官僚体系变修、腐败的担忧。毛泽东不长于经济行政事务，只热衷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斗争，1964年7月他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各项指示得到贯彻落实，毛泽东没有忘记彭真是第一个喊“万岁”的人，任命彭真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可是彭真觉得给毛泽东当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毛泽东的那些空洞玄虚的指示爱理不理。

　　毛泽东是军事家，深谙用兵之道，知道要攻克核心堡垒（刘少奇），先得扫清外围阵地（彭真）；而要打倒彭真又得先拿下彭真的外围阵地，那就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这位明史专家写了个剧本《海瑞罢官》，正好可以用来做做文章，将铁板一块的北京市打开缺口，进而由战术突破扩展为战役和战略突破。真是神仙打仗，小鬼遭殃，可怜吴晗一介书生，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刘、彭虽然不是军事家，毕竟也在军队中干过几天，跟着老帅们转悠过，对军事常识多少也懂一点皮毛，知道外围阵地的重要，于是刘少奇试图保住彭真，彭真则徒劳的想保住吴晗。彭真对一名文弱书生的保护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天子发威，无坚不摧。1966年5月，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比“四人帮”更早的四人帮。彭真垮台后，刘少奇向民主党派介绍情况时还说：彭真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副总书记。不过刘此举并未给彭带来转机，而且刘本人很快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当年的61人案被重新抖了出来，被称为“61个叛徒”。红卫兵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称为“四大家族”，这堪称最高级别的“四人帮”。刘少奇的司令部全军覆没，中共取得了对刘少奇路线斗争的胜利。

　　1979年彭真得到平反，又进入人大，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和副委员长，并和赵紫阳一起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此间彭真负责主持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的起草和修订，这给他带来了“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奠基人”的巨大声誉。刑法制订后，首先用来祭旗的是林、江两个集团的成员，彭真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这场超级审判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法制社会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问题也不少。且不说林彪一案的证据明显不足，单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这场审判是多么的幽默：在法庭认定的十六名反革命集团主犯中，有十三名是政治局委员（包括五名政治局常委和三名中共中央副主席）。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面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又从何说起？

　　复职后的彭真十分活跃，风光不减当年。那时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年老多病，多次提出辞职，虽然没被接受，但大家对彭真都以议长相许，他有次甚至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而不是代表叶）迎接外宾，很有点迫不及待的味道。不过有次却被老元帅小小的耍了一下。某次人大会，叶帅主持开幕式后照例向大会请假要回去休息，然后他请副委员长邓颖超——而不是大家意料中的彭真——代替自己主持会议。幸好彭真身体好，总算熬到了叶帅退休， 1983年6月，在一片的 “干部队伍年轻化” 的高呼声中， 81岁的彭真取代86岁的叶帅成为人大委员长（但不像叶帅任职时那样拥有国家元首的职能，因为这时已经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且党内职务仍只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