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陈毅等人
高岗饶漱石事件牵扯人员众多,且都是中共高层,高岗饶漱石二人被指控夺权搞分裂,要打倒刘少奇、
周恩来。其实,饶漱石和刘少奇两人颇有渊源,二人矛盾也比较多。
刘少奇与饶漱石
饶漱石和刘少奇渊源颇深,对他怨愤亦多。
早在1929年初,从苏联回国的饶漱石在东北代理中共满州里省委书记,刘少奇也在东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在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是满州里省委书记最具实力的人选。对此,饶漱石深感不安,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的“问题”。李立三却公允地说:“少奇同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三个月后,刘正式任省委书记,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改任团省委书记。
1932年初,饶漱石由中央调到上海,担任中华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后来又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而此时的刘少奇,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又成为饶的上级。
皖南事变发生后,饶漱石一下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然而只十几天,中央就任命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并任合并后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只是副书记,又是刘的下级。饶对此极为不快,私下对人埋怨说:“我这辈子算倒了霉,总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心有不快,自然要发泄。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到华中视察工作时,饶向周打小报告,列举刘的许多“错误”,言语中不乏蔑视、攻击的成份。
与饶的小肚鸡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在周恩来面前夸奖饶的优点长处,建议中央好好地重用他。饶漱石也得知刘少奇公正无私地举荐自己,心里有一些感激,而事过不久又恢复了对刘的不满。那是刘奉调中央之时,在华中局举行的告别会上,刘说了一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实际工作,还要依靠
陈毅同志。”饶便疑心刘少奇并非真正信任自己……
高岗以其敏锐的目光,岂不了解饶漱石对刘少奇心有怨愤?和饶进行政治结盟,联合起来对付刘少奇、周恩来的图谋,自然就萌生了。利用毛泽东对自己的青睐,高岗不止一次地在毛的面前建议说:“漱石同志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朋友对他的印象很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准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组部长,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秘示其尽快查出刘少奇、周恩来信任的安子文、薄一波等人的“问题”。结果,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安、薄1936年8月30日在《华北日报》化名刊登的反共启事。高岗、饶漱石见了如获至宝。然而中央对此事早已知晓,那只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于是,高饶抛出的这一“石头”,没能激起什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会议在京召开,高饶利用毛泽东不满于薄一波理财的一些做法,直接向薄发难,以达到侧击刘、周之目的。饶漱石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他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作风和路线的问题!他以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饶、高这次发难,达到了部分目的,刘少奇、周恩来、簿一波纷纷作检讨,并于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
既尝甜头,高、饶决计乘胜出击,加力拱倒刘少奇。同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饶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广为活动。此举果又奏效,高饶“明斗安,实反刘”的图谋得逞,安子文受到党内处分,由此牵扯到刘少奇。
同年的11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高饶认为机会到了,加紧了各方面的活动。高岗跑到华东、中南等地,四处游说,散布所谓的“两党论”,把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并以前者“代表”自居。高还在党内高层人物中活动,拉拢许封,不惜露骨,欲谋求党中央副主席或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并兼任政务院总理,由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锁定目标,紧紧地傍上高岗,使出浑身解数,欲要取得党和国家的更高权位。
饶漱石、高岗低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洞察忠奸的水平。
邓小平、陈云等人对高饶的反常活动感到愤慨,向中央作了汇报。
毛泽东也从许多现象中形成这样的看法:这个高岗是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伙同饶漱石要把
刘少奇、周恩来扳倒,由他们取而代之。若这样的话,我们党不是面临着一次分裂吗?刘少奇、周恩来,那是中央所要倚重的左臂右膀呀?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甚至错误,然而大方向是对的,起码不像你两个那样野心勃勃嘛……
看清了高饶的野心家面目之后,毛泽东以他政治上特有的果敢与雄伟魄力,决心将此事提到党中央重要议事日程加以解决。1953年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所作的“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讲话,揭开了高饶问题的盖子。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高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接着,周恩来、邓小平、
陈云等40余人在会上发言,揭发高饶联盟分裂党的言行。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当初抱着巨大希望进行倒刘反周活动,欲跃“龙门”的
高岗,此时情绪一落千丈,不待2月下旬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结束,就在家中触电自杀,未遂后于同年8月再度服用安眠药自绝于党。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
饶漱石在家闭门不出。他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一份两万余字的检查书,主要交待了四个大的错误。其中第一条是“挤走陈毅,独揽大权”,第四条是“与高岗配合斗安(子文)反刘(少奇)。
正值前途无量时,结果还被野心误。急剧膨胀的政治野心,成为饶濑石从政治巅峰坠入尘埃的最好注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认了五十年代这场党的政治斗争的“路线斗争”之说,但还是将饶漱石定论为“党内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