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刘少奇关系的逐渐恶化 陈伯达谈毛刘关系难调和
彼岸花开 2016-11-08
刘少奇毛泽东
“60年代初，国家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自然灾害，党在工作上的失误，苏联断绝经济援助，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外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对此感到高兴，感到有机可乘。蒋介石派遣了一些武装人员袭扰沿海，中印边界也发生了战事。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重提了阶级斗争。
“毛主席虽然有失误，但在当时党在国内外都遇到巨大困难的局面下，毛主席没有惊慌失措，他主持安排制定《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等文件，使农业生产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稳定了大局。
“毛主席从苏联的变化中受到了刺激，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稳定因素，存在倒退的可能。
“苏联赫鲁晓夫给我们造成的伤害，人们已经忘了，有的人把困难只归咎于中国人自己。我们不讳言自己的失误，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错误。但是，只要回想一下那几年很多公共汽车顶上都背着一个大气包的情景，就应明白赫鲁晓夫撕毁合同，中断石油等物资的供应，给中国经济的打击。
“苏联的的变化引起毛主席的思索。他认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些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对下压迫群众，对上欺骗拉拢。毛主席认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终归要搞资本主义。他的这个观点集中体现在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语中，陈正人的这份报告，记得是薄一波报送的。另外，毛主席还对陶铸、谢富治等人的报告写过批语。这几份报告的原文都是写得很尖锐的。
“毛主席认为干部队伍中的问题虽然严重，但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教育好的，所以他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清理干部队伍中的贪污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这个词最早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叫的，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中央采纳王任重的意见，改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的重点是要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
“四清的两个文件，前十条是毛主席主持的，彭真负责起草，很多重要的段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后十条少奇同志管得多些，田家英负责起草，我按照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意见参加了两个文件的讨论修改。那时我主要在搞工业调查，也起草过一部分国际问题的文件，主要是起草国际共运二十五条，写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九评》主要是小平同志和康生主持的，具体写文章的有吴冷西、王力等，小平用王力比较多些。说起来，我本来也是钓鱼台写作班子的主持人之一，但是康生先搬进了钓鱼台，在那里指挥这个指挥那个，我就索性不管了。
“当时刘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是赞成搞四清的。通过四清蹲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同志摆脱了高高在上的状态。大家深入农村，接触了农民，了解到农村基层的许多情况。当然，错误也是有的，主要是把一些问题看得过重了。
“那时，毛主席对文艺界的工作也很不满意，认为文艺没有很好地做到为工农兵服务。毛主席要我转告周扬同志，让他下去到农村接触实际。毛主席还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如果他不愿意下去，可以派军队让他下去。这虽是一句气话，但表明毛主席态度很严肃。我和周扬同志谈了，又和天津市的同志谈，要天津市给周扬同志安排一个离市不太远的地方。天津市的同志安排了小站。周扬同志去后，我去看他。那时他是住在一个支部书记的家中。我向他建议，最好不住在支部书记家，住到普通农民家，群众反映问题方便些。结果这样一个变动群众反响很大，纷纷揭发支部书记的问题。后来天津市抽调了一些干部组成工作组，主要有王亢之、方纪、江枫等同志。小站的工作我过问的比较多。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四清’的报告后来被中央批转了，少奇同志写的批语，毛主席也称赞过。现在小站‘四清’被完全否定了。这事我还不能完全理解。
“说我是国民党特务，也是一件怪事。特务总是有组织的，怎么也没有人问一问我这个特务都和谁联系？再说特务得有任务，难道给我这个特务的任务就是写《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编出这种瞎话只能让国民党看笑话。
“少奇同志对四清是积极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看后开始也觉得好，曾建议传达。后来少奇同志向毛主席写报告提出传达，毛主席当时还是批了。但后来少奇同志讲开调查会过时了，不下去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这些话就说得过分了。
“少奇同志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他与毛主席的差别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基层，在下面。而毛主席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在当权派。少奇同志与毛主席历史上就有过一些分歧，这时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
“鉴于团结的重要，我曾努力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向毛主席建议，可以由少奇同志总管四清。毛主席说：好，一会儿就找他谈。后来他们谈的怎样，我就不知道了。没有想到，在讨论二十三条时，矛盾更突出了。”
谈到这里时，我插问了一句：“毛主席讲的1962年的右倾是怎么回事？”陈伯达说：“大概指的是两件事。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了报告。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都看过，毛主席修改过。但是少奇同志在做报告以后，大家讨论的时候，另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毛主席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会的讨论我没有参加。我因起草少奇的报告很疲劳，中央让我在玉泉山休息一段时间，所以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又召开了西楼会议，对经济困难做了比较严重的估计，而毛主席经过一些调查，认为情况已经在好转，不应悲观。当时财政和工业方面问题多些，但农业在落实六十条以后，已经逐步好转。
我又问：“毛主席1970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他是在1965年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陈伯达说：“那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天毛主席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少奇同志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在说刘少奇不许他发言。”
我插言道：“这件事就有点奇怪了。即使在一般的单位，第一把手的发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断了，不能讲完，也会被看成是不寻常的事。刘少奇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犯糊涂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讲话，所以一直讲了下去？”
陈伯达答道：“我也不明白，按理是不应该出现这种事的。”
我接着问：“毛主席认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如果刘少奇要真的掌权，他也并不会搞资本主义吧？”
陈伯达说：“这个事不好说。少奇同志过去做过许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写得也很出色。他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在和王明路线做斗争时，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风以后，少奇同志的地位提高到党内第二位，这与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少奇同志的思想有时变化又很大，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他做事有时也是武断的，别人不容易和他商量问题。他和毛主席的脾气比较相似。没有在工作上和他接触的人觉得他很温和，实际上不然。
“从他的思想来说，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歧大概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给续范亭的一封信。续范亭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当时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话，表示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的和战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意见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1年对待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批语，毛主席有过批评意见。但那时的不一致，是党内同志之间的正常现象，毛主席并没有当成大的问题。从总的方面说，毛主席对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后高岗拿少奇的天津讲话攻击少奇，说少奇不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当时毛主席是反对高岗的，是保护少奇的。当然，高岗的话可能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后来毛主席继续与少奇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就把过去的分歧联系了起来。
“刘少奇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不好说，历史不能假设。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继续中苏友好。
“毛主席后来整少奇同志整得过分了，本来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却错误地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结果造成了一个大悲剧。”
我又问道：“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能走的通吗？报纸上不是一直都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吗？”
陈伯达回答道：“说是那样说，但实际上是能走通的。我不赞成搞资本主义。如果搞了资本主义，将来终归也还是要回到社会主义，但那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了。我们宣传上是说资本主义走不通，但既然其他国家能走通，中国当然也能走通。”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的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冲突，陈伯达说：“毛主席在那次会上拿出党章以申明他在会上有发言权之后，一天晚上，他连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个文件。他口说，我匆匆记下了来，后来他又做了几次修改，经中央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文件就是‘二十三条’。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避免事情发展。我与列席会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
“为调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关系，我做过几次努力，这一点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清楚的。后来毛主席批少奇同志时，说我在他和少奇同志搞投机，就是指我调和他们的关系的事。我夹在他们之间，很难啊！对毛主席最后确定了的事，我也只能服从。秘书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
“有一次，少奇同志说他那里缺秘书，我曾说过，我可以给他当秘书。这是闲谈时随口说的。‘文革’中，江青就经常拿这件事攻击我，说我愿意给刘少奇当秘书，不愿意给毛主席当秘书了。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是有过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对我也并不满意，经常批评我‘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可是连外国人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助手，我怎么可能自己离开主席呢？我对毛主席是很崇敬的。他虽然有缺点，有失误，但是他历尽艰辛，领导党从弱到强发展起来的，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国家一百多年来积弱挨打，人民如一盘散沙的状况，我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总是要服从毛主席的意见，这是大局。在这点上，我没有过多的想法。”
谈话中我插了一句：“毛主席好像对身后的事情考虑得比较多，总是担心他去世后国家的命运，担心会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想防止国家出现苏联那样的变化。所以他对选择接班人的事考虑得多。毛主席几次更换接班人，都是出于这种担忧。”
陈伯达接着说了一段我没有想到的话：“是啊，可是人终归是要死的，将来的事情怎么可能都管得到呢。明代的方孝孺说：‘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到现在才多少年？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当时都是很高明的人物，都是当时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了。可是他们谁都没有预见到会出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他们去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过只有二三十年的时光。可是，国家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他们却都没有能预料到，更不可能管得到。所以最主要的应该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而不是老想着将来会怎么样。至于说到接班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雄才大略的人物，都对这个事处理得不好。汉武帝、唐太宗和清康熙皇帝，都在接班人的问题上跌了跤。所以，也可说有点规律性。”
我说道：“毛主席称赞的皇帝是刘邦和朱元璋。”
陈伯达说：“刘邦和朱元璋，身后事也都没有安排好。我认为最好的皇帝还是唐太宗和康熙皇帝。60年代初，我向学术界提出过，建议多写一写唐太宗和康熙，也是想影响一下毛主席，后来刘大年他们按我的建议，写了论康熙的文章。”
我又说：“你刚才说，人顾及不到太远的事，这一点我过去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道理你跟毛主席说过没有？如果劝说劝说他，或许他晚年不至于主要精力用在搞政治运动上。”
陈伯达说：“劝说毛主席不是件容易的事，话说得直接了，有时起反作用。我试着劝过他。我刚才引的方孝孺的那句话，出自《深虑论》。有一次我和毛主席谈话时，就向他推荐《深虑论》。我说：‘方孝孺的《深虑论》很值得一读。’毛主席却说：‘他自己的结局怎么样？他自己都虑不到自己的命运，还谈什么深虑。’话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明成祖起草诏书，被夷十族，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问题是，我不是在谈方孝孺个人命运如何，而是在谈他文章中的道理，可毛主席故意岔开了话题，他明白我想说什么，不愿让我继续再谈下去。实际上方孝孺的《深虑论》写得很好，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