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下台过程 华国锋下台谁起的作用最大?
彼岸花开 2016-10-31

华国锋
华国锋下台过程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曾多次酝酿、交换意见,提出要把年富力强、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考虑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常委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同时,也多次商量过,要改变我们党领导体制中党政不分的状况,以便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首先从中央做起。
这样,就议论到华国锋身兼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集中不合适。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
经过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决定改由赵紫阳接替:
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恰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不能只解决他不任总理的兼职问题,因为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指挥几百万军队,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
部队中了解他的同志说,他只当过一个县大队的政委,指挥过千把人的队伍。而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这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自然形成的。华国锋则不是,他既没有这种历史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才干和能力。
接着,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讨论中,很自然地对华国锋在四年中的功过是非进行心平气和的、严肃的批评。这样,就有更多同志提出,中央要改变党和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
在8月、10月两次讨论的基础上,11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华国锋的功过。整个会议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发言的同志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气氛。然后,写成《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于Ⅱ980年12月5日一致举手通过(华国锋也举手赞成)。
从上述过程可见,中央人事更动的缘由,首先是从检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探讨怎样进行改革而提出的积极建议,这完全是从党的原则出发的,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的。
为什么要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呢?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在列举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错误之后,进一步指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简言之,就是错误严重,有负众望,他已经成为我们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障碍。因此,非变动他的领导职务不可。
所谓错误严重,是指华国锋继续推行“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概括起来,表现在五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和沿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套‘左’的东西;
“在思想上,压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阻碍拨乱反正、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组织上,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不同意为刘少奇冤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继续重用‘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少数人,搞小班底;
“在作风上,一方面他继续维护对毛泽东旧的个人崇拜,同时又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在经济上,他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胡耀邦在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工作上某些失误的问题,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问题,而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摆得不恰当、不正确的问题,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作用认识得很不正确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他背离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在干部方针问题上,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突出个人,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归根到底,是党性问题,这是要害问题。很明显,不能设想,一个党性不纯的人能够担任党中央第一把手,能够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因此,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华国锋的辞职请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徘徊前进的历史,写上华国锋的历史功过,通过十一届六中全会民主选举改变他的领导职务,这是顺乎党心、军心、民心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解除了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仍选他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对他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留有余地的。
但是,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上都没有认真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他长期以来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直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如此。
同时,“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寄希望于华国锋,打华国锋的旗帜(如1980年11月8日发生的六十六军炮兵团事件,即其一例)。
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所说:
“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
“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因此,不能让华国锋继续留在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之中。根据十二大代表们的一致意见,选举他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