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为何扳倒刘少奇？ 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
彼岸花开 2016-10-26
王稼祥、刘少奇、高岗
高岗为何扳倒刘少奇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调京。1952年8月，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五人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素有“五马进京”之说。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高岗、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器重的，权力、地位在五人中甚为突出。
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正在这时，他们的个人野心又有了一个急剧膨胀的机会—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自然而然也会随之相应调整。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高岗不由得心花怒放。他马上利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活动。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所幸毛泽东及时地察觉了高岗的“小动作”，亲自到会讲话，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
本来，周恩来已为会议作了总结，毛泽东是可以不讲话的。但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主要是指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另一方面也认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同时，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
毛泽东虽不点名批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高岗、饶漱石而言的。毛泽东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是金口玉言，马上引起非同小可的影响。高岗精心策划的“反薄倒刘”阴谋被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击得粉碎。
面对毛泽东出示的黄牌警告，高岗、饶漱石却不买账。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活动。饶漱石也利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摇旗呐喊，因为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进京后见高岗常去见毛泽东，以为亲近高岗必然会得到毛泽东的刮目相看，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一唱一和，十分默契。为配合高岗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反薄倒刘”活动，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因为他们“倒刘”活动太明显了，阴谋夺权的野心在中央高层暴露无遗。尽管毛泽东身居“深宫大院”内却知天下事。高、饶两人狼狈为奸的事情，一件也没瞒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十分反感他们的做法，但还是耐下心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为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高压之下，饶漱石的锋芒有所收敛。可高岗愈加地走火入魔，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篡权活动有增无减。就在毛泽东走近60岁之际，高岗的“倒刘”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一时，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并一一指出讲话稿中的“严重”错误。
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毛主席，问起主席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在鼓里哩！”
眼见着高岗逐步发展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这必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临去杭州之前，毛泽东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这时的提议有着特殊的含意，不仅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也是对高岗一个明示——刘少奇不是你一个高岗能“倒”的。可是刘少奇被高岗搞得心情很不好，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而是沉闷地抽着烟，以毛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为由，提出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的建议。
毛泽东一时哑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他强调了全党要谦虚，言外之意，是希望中央领导人顾全大局，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刘少奇此时却以此谦让，无疑在毛泽东心头投下一团阴影。
后来因为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刘少奇依然负责中央的工作。
当然他们中间还有一人是极力反对刘少奇独自负责的，那就是高岗。他力排众议，第一次站在刘少奇一边，十分赞同轮流负责的方案。“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此刻，高岗为了取代刘少奇已经心急如焚了。
毛泽东把洞悉一切的目光投向了高岗，心里冒出一连串的愤慨：高岗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解放前你虽没被敌人的枪弹所击中，但解放后为什么却被骄傲和权欲击中了呢？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他第二张黄牌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全都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还有谁不知道“别人司令”何许人也？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警卫人员，将乒乓球室当作餐厅，大家围坐一起，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汤面，为中央最高统帅过了一个特别的六十大寿。毛泽东当过“寿星”后放心地去了杭州，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之中。因为中央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安排，在他两张黄牌警告之后往往就是一张“驱逐下场”的红牌，剩余的事情留给同仁们去收场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委托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二个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但是，高岗、饶漱石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依然执迷不悟，不肯悬崖勒马，不作深刻检讨，也不痛改前非。高岗干脆顽抗到底，来了个鱼死网破，以自杀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虽然经过抢救没有死成，但他去意已决。
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一年前还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的高岗，很快马失前蹄，翻身落马，掉下了万丈深渊，永远背负着羞辱的墓碑。
1955年3月下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一场在毛泽东60岁诞辰前后进行的反对高饶的斗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命运之神却不断翻新捉弄人的把戏。10年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诞辰，黄牌举向了刘少奇……（待续）
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
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高岗进京前，两人就曾因为富农政策、工会、互助合作等问题发生分歧。这些工作中的分歧，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在党内解决，但却不幸成为一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高岗后来检讨说，1950年至1951年间，他与刘少奇在一些工作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把刘少奇一些个别的、一时的和不重要的工作上的缺点看成是系统的，同时，他还认为刘少奇对某些干部有偏私，在干部问题上有“摊子”。进京后，高岗到处联络、拉拢一些党内军政人物，试图“拱倒”刘少奇。他散布了一些违背组织原则、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如他宣扬，共产党内分“红区”党和“白区”党，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党。这些言行当然是极不妥当的，后来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对高、饶进行批判，在报告中不点名地针对高、饶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令人慨叹的是，十几年后，刘少奇本人也被林彪、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