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和周佛海的汉奸之路 二人如何走上卖国投敌道路
彼岸花开 2016-10-12
陈公博和周佛海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陈公博在汪精卫的资助下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在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的推荐下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有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陈独秀被捕入狱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上海小姐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人京都帝国大学。1923年，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一筹莫展，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欣然前往。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失去信心的“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然而，一年多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
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宜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宫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着名的“低调俱乐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二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积，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然而，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做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声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至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部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随汪精卫走向覆灭
11月27日，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陈壁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溜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